無 酒 館

        我奔上美的高峰
        然後回到沉默的幽谷
        而在心裏畫
        畫永畫不完的畫像    

        ─ 王白淵
 
    摘自王白淵詩集《荊棘之道》(一九三一年出版，章節∕詩〈未完的畫像〉)

    王白淵，詩人，美術理論家，台灣文化運動的鬥士，「東京台灣藝術研究會」發起人之一，與張文環、吳坤煌、巫永福為《福爾摩沙》主要作家，也偶然留下一篇小說作品。公元一九○二年，生出於彰化二水惠民村。父親是富農，母親則是位無師自通描繪花鳥的能手，這和王白淵日後選擇走美術的路，大概有一定的影響。

    詩人從二水公學校畢業後，考入台北師範學校公學師範部，與郭柏川、謝春木、朱昭陽、林輝焜同學。赴日留學時，就讀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與台灣畫界著名畫家陳澄波、廖繼春、顏水龍出身同一學校。也是在東京留學時，參加藝術研究會，是極少見的，學美術卻對文學持有高度興趣的例子。王白淵是三○年代在東京的文化、文學界積極而活躍的分子。僅出版三期的《福爾摩沙》，王白淵一共發表了三首詩和一篇小說。

    〈唐璜與加彭尼〉是王白淵一生中，唯一的一篇小說，在世俗和道學家眼裡，「唐璜」是玩弄女人的敗家人，「加彭尼」則是強盜集團的首領，作者讓這兩個各有自己天地、井水不犯河水的人相遇，因演變出一番故事，也是一堆新的道理來，所以這是一篇旨在表達作者某種辯證式的人生見解，演繹出來的諷世寓言小說。「唐璜」認為自己是因為追求真愛卻不可得而流浪人間。「加彭尼」說自己是因為看到有人貪婪無饜，吸取別人膏血，卻受到法律保護，擠身上流社會，形成大盜賊是道德的，小盜賊卻是罪惡的，氣不過才以身試法、親自表演有組織的犯法。「加彭尼」是當時家    喻戶曉的美國黑社會首領，這是一篇別開生面的「虛構」，顯示作者對文學的浪漫情懷，手法、構想都極為大膽，可惜後來沒有在小說方面繼續發展。

    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留在日本岩手縣盛岡女子師範教美術。不到三年即離職，赴中國上海「華聯通訊社」任翻譯，負責以無線電接聽日本消息，翻譯成中文，交給中國。之後，又任職上海美專。在盛岡期間，仍偶有詩作發表，但美術還是他的本業，只是對文學保有割捨不掉的濃厚興趣。他在上海美專教圖案，著有《圖案概論》，戰後則著有〈台灣美術運動史〉，在藝術評論的領域裡，一直都保有發言，卻不受重視，包括〈台灣美術運動史〉，也被認為「純屬資料整理」，至於美術創作的檔案目錄裡，幾乎找不到他的代表作品。所以他的同輩文友王昶雄說，「他的文學細胞比美術細胞多而重，與其稱他為美術家，不如將他當作一位詩人。」也有人認為，他在社會運動方面的成就，也超過美術。所以，王白淵既是美術界裡的異類，也是文學界裡的異數。

    王白淵的詩細胞覺醒得甚早，加入「東京台灣藝術研究會」之前，一九三一年，就在盛岡出版過詩集－－《荊棘之道》。有人說，這本詩集的題名「如同暗示著未來離奇遭遇似的」。其實，從他的現實人生充滿跳動的步伐，就可以觀察到他不喜循常軌行走、勇於追求、勇於冒險的性格。或許他的豐沛動力，正因為他有一顆不肯安定的靈魂。王白淵到東京不久，就加入東京的一些文藝愛好者發起的小團體「台灣人文小組」，因而遭到逮捕。這也是「台灣藝術研究會」成立之際，成員都是學生，他們一致同意將團體定位為「文藝派」的原因，主張運動應顧及學籍，就是怕重蹈被捕的覆轍。旅居上海時，王白淵以「抗日分子」被捕，被判八年懲役，被送回台北坐監，入獄六年後釋放。

    出獄後，任職報社，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報界成為主要的整肅目標，王白淵也因此被捕，經人保釋得以逃過一劫。這樣一位昔日文化、文學運動的健將，在白色恐怖隨時可能把災難無故降臨身上的時代，只能輾轉各處謀生，游走白色恐怖的縫隙，根本談下上重建台灣新文化、新文學的宏大抱負，只剩下零星的文化評論了。王昶雄說他名字中的「白」是「白色遭遇」，意指他從日治時代就被捕坐牢，戰後仍然以「叛亂罪嫌」「知情不報」入獄，一生坐牢四次，合計約十年。他的文學大部分恐怕就在這不安定的人生歲月與不安定的靈魂交錯中流失了。他最後一次坐牢出獄，不滿兩年即病逝。王白淵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去世。

    他的《荊棘之道》充滿了作為殖民地青年的苦悶，用了很多大自然的景象，表達內心對自然的神往，對無拘無束，自由的渴望。他對在地下構築天國的「鼴鼠」露出羨慕的口氣，讚美它是「幸運者」，因為它「絲毫不疑惑神之國而從早到晚／向著光亮而走的黑暗通路的你」暗示殖民地人的前面是一條不到亮光的無盡暗道，儘管人類詩厭又虐待　鼠，但人還是不如鼠，因為鼠的世界裡「沒有地上的虛偽也沒有生的倦怠」〈鼴鼠〉這首詩顯示作者對自己人生道上的荊棘早有體悟，而勇於前行。他在〈詩人〉這首作品裡寫道：

李石樵（1908年～1995年）
LI SHIH CHIAO

    李石樵一九○八年出生。一九二三年考入台北師範學校，受教於當時任職該校的美術老師石川欽一郎，在年少的李石樵心中，覺得老師的作品高不可攀，但石川老師對他在繪畫興趣上的啟迪卻意義深遠，加上他喜歡參加老師、學長組成的假日寫生會，使其繪畫有長足的進步。     
    十九歲即以〈台北橋〉一作入選台展，使李石樵往後有興趣向藝術之路邁進。一九二九年到東京，雖經三度應考才考入東京美術學校，終得一償宿願。後因家庭遭逢變故，也使李石樵經歷許多家庭方面與經濟上的巨大壓力，但終能排除萬難，得以在日本及台灣官方展覽中一露頭角，並於一九四一年獲得第一位日方辦文展的「免審查」資格，這是台籍畫家當時無上的光榮，長久的努力終有回報。
    台灣光復，對畫家而言也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由於大量大陸人士來台，使台灣社會中產生了不一樣的風貌，李石樵在畫作中也描繪、反應了這種社會現象。他一輩子創作不斷，經歷過日據時代的風發意氣、光復後早期的困頓窒礙，終能秉承藝術道德為一貫圭臬，除了費時多年探討抽象繪畫，晚年復歸於寫實，畫風變化多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