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浪輪浪,
    積載得這樣重負;
    輪浪輪浪,
    道路又這樣崎嶇,
    輪浪輪浪,
    又是無有盡頭的前途。
     
    
        ── 蔡秋桐

    摘自〈牛車牛〉一詩,原載《台灣新民報》二九五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全詩共十九行。



     蔡秋桐,筆名有愁洞、秋洞、匡人也、蔡落葉等,日治時期白話小說成熟期的重要作家。公元一九○○年出生於雲林元長鄉五塊村,幼時曾入私塾學過漢文,正式學歷僅公學校畢業,因家居偏遠即未再升學。不過,公學校畢業時,他已二十二歲,以鄉村少見的知識份子,當了保正,並任「製糖會社原料委員」。因為入學較晚,比一般同學年齡較長,比較懂得讀書,開始對寫作發生興趣。

    公學校畢業後,他就放棄日文寫作,改用漢字,用「台灣土話」寫。他所謂的「台灣土話」,應是指台灣話文。若然,蔡秋桐應是自發性的台灣話文創作的先覺者。他說,那些作品都發表在《新高新報》,只是迄今沒有被整理出來,不知道那些作品長成什麼樣子。從時間看,它比賴和等人的作品由白話文而台灣話文的遞變,早了好幾年。只可惜,他的本土語創作自覺,處於孤軍奮戰,等他有機會看到《台灣新民報》上的作品,他便放棄了台灣土話,改用白話文創作。即使如此,他所寫的小說,還是具有強烈的本土語色彩,像是紮紮實實從台灣的土地上長出來的文學,厚重而樸實,有台灣原味。

    蔡秋桐接受訪問時稱,他的小說題材和他的實際人生經驗非常接近,他當保正,又在製糖會社兼職,與警察、會社都保持一定的往來,「因此小說內容鮮有激烈的反抗意識,只是真實地記錄一些事情而已」。不是寫自己心裡的矛盾,就是記當地實際發生過的事情,人和事都是真實的,只是換了人物的名字。也因此,蔡秋桐雖然參加了台灣文學史上最大規模的作家組織--「台灣文藝聯盟」,並與郭水潭成為代表南部作家的兩位理事,而且,他也參加了「文化協會」,參與《曉鐘》雜誌的創辦,擔任撰稿委員,他的寫作未受到日人太大的干擾,也未遭受牢獄之災,顯然和他這種文學風格有關。


    「舊曆 10 月,那就是我 HPT 地方奉請王爺公的期日,王爺公是合境的守護神,在這地方所有善男子善女人,沒有一個無信奉王爺公,你是無信奉王爺公的囝仔,膾得長大成人。但王爺公只是一尊金身,所守護的地方又這樣廣闊,所以他的金身不能常常鎮在一地方,各處輪流迎請,每五年纔能輪值一次。今年恰是 HPT 地方值年。順這機會,凡這 5 年來各口各灶,因為厝內人口的無平安,或是豬仔膾得食汶,所許下的善願,總要在這時酬答神恩。因有這緣故,家家戶戶,自 3 年前 2 年後就準備著要敬王爺的豬了,到了那時候,沒有分別是富戶也是散家,大小無論,一戶若準做?一隻,一口灶送做一斤重,噢啊!呆算,怎驚沒有香腸!……」

     ─摘自「王爺豬」


    蔡秋桐主要作品是小說,大都發表在《台灣新民報》、《台灣新文學》和《台灣文藝》。代表作品有〈保正伯〉、〈放屎百姓〉、〈奪錦標〉、〈理想鄉〉、〈王爺豬〉、〈四兩仔土〉。部分作品曾選入「光復前台灣作家全集」,「台灣作家全集」有《楊雲萍、張我軍、蔡秋桐合集》。蔡秋桐從一九三一年開始發表白話文作品,其中〈放屎百姓〉僅刊出上半篇,後半被日方新聞人員腰斬。一九三七年,台灣總督府強制廢除漢書房,禁止報刊、雜誌刊用漢文作品,即停止漢文創作,所以,他的小說作品都是在這五、六年間所完成的。

    〈保正伯〉寫一個地方上的流氓,未當保正之前「亭仔腳是他的宿舍,豬砧是他的眠床,賭博是他的正業,打架是他的消遣,……無惡不作……。」只靠拍馬屁就當上保正。他鄰庄的姑母,偷■一隻死豬,他湊巧到來,特地辦了一桌「叉炒」請他,還買了一矸白鹿。回頭,他還是一五一十報告了「大人」。

    〈放屎百姓〉寫一個「半農半工半商的勞動者」發哥,做生理忘了東西是要賣錢的,一得意便請人家吃免錢。田地越種越細區,終至收成養不飽自己。父親留給他的房子,已擋不住風雨的侵襲,將至沒厝可棲身。娶妻無望,終於做了「羅漢腳」。「農也做,商也做,工也做」「逐日得不到三頓飽」。築圳灌溉時,開小水路的用地無償寄附,大圳用地僅買收圳底,價錢由組合定。

    〈奪錦標〉則透過撲滅瘧疾成果的表揚大會,描寫「放屎百姓」在殖民統治下享有的德政。為了防遏麻拉利亞,農民放下收穫蕃薯、插田、斫甘蔗的農事去刈竹刺、填窟仔……又動不動東也罰金,西也罰金,警察大人病倒了,「放屎百姓」還要逐一上門送禮金。

    〈四兩仔土〉描寫蔗園工人四兩仔土,做工兼做田,還是窮得當羅漢腳,吃臭蕃薯簽。間接也寫到農場監工藉職權姦淫農場女工。

    蔡秋桐雖然強調由於他保正的身份和製糖會社兼職的原因,對警察及壓榨蔗園工人、蔗農的現象,無法做出強有力的抗議,但從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可以讀出他是站在同情農工大眾的立場而創作的,他對警察貪財、施暴的行為,秉筆直書,雖然是寫實,卻達到諷刺、批判的目的,不見得就不具有抗議精神。〈保正伯〉、〈四兩仔土〉、〈放屎百姓〉,諷刺的對象是個人,但其實也集體反映了日本殖民統治下,整個充斥著荒謬、鬧劇般的殖民社會本質。

    至於〈奪錦標〉、〈新興的悲哀〉、〈理想鄉〉之類的,從政治口號或殖民政府政策的反面,看到的政治現象,表面上為人民謀的德政,實際上則是勞民傷財,使人民陷水益深、蹈火益熱的惡政、暴政。這些作品的主題,可以說直接卯上了整個殖民政權,完全站在被統治地位發出的對立性言論了。蔡秋桐也許始終沒有離開被殖民統治的庶民觀點來觀察現實現象,也沒有偏離文學具備的人道特性,毫無疑問地,他也是抵抗文學的一份子。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裡保存的「台灣土話」,是非常珍貴的文學語言觀察資料,也是台灣話文寫作極好的示範,它從語言的角度,展現它的本土性。

    台灣文學進入日文創作階段以後,蔡秋桐即不再發表作品,戰後卻稱「因文字關係而停筆」,實在是台灣文學的重大損失,他三○年代的文字成就和風格,要不是戰後文壇對他少了一分包容,少了一分關懷,肯定還有更輝煌的一頁。一九四五年,出任元長鄉長,也當選過台南縣議員(是時雲林未設縣)。其後則歸隱田園,加入「元長詩學研究社」走入漢詩陣營,一九八四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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