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 酒 館

　　民國廿六年六月間，我第二次到日本，想和日本文化界合作，把瀕於危急的﹁臺灣新文學﹂救過來，重新出版。到東京不到一個月，七七事變發生了。日木軍部氣勢囂張，對言論的取締已經加強。在那段時間，得到「日木學藝新聞」、「星座」、「文藝首都」等雜誌的支持，把「臺灣新文學」寄生於他人的雜誌內。九月返臺。

　　十月二十日，報載日本開明份子被捕了百餘人。文藝月刊預定刊登的我的作品「模範村」也因此被退稿。這時的情勢，可以肯定我到東京談妥的計劃已經完全落空。在此時，我已覺悟到不改行不成了。雜誌既然無法繼續，投資的錢也無法收回，印刷廠又急著要錢。以致欠米店二十圓，也被他們向法院提出控告。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這兩年的奔波，引起肺病的發作。我不願意替日本人做事，苦力工作因染肺病而無法從事。朋友健次因在火葬場後面，代租一塊二百坪的土地，從事種花，可以自由自在，不需要看人眼色，但租地訂金，需要三十圓。欠米店二十圓，就要被控告了，這三十圓更是無法籌措，到處碰壁。
　　在這毫無辦法的時候，有一天，「臺灣新聞」副刊主編田中保男，帶了一位入田春彥來訪問，他們都是日本人。據田中先生介紹，說入田春彥是警察，素好文學，曾讀過我的「送報伕」，早就想來找我聊聊。那時，我吃飯都成問題，常常變賣幾本書，換得幾角錢，去買一紙口袋米，燒稀飯維生。

　　兩位日人朋友，見此光景，特地去買菜沽酒來，大家邊飲邊談天。當入田春彥瞭解我當時的情況，立即掏出一百圓來濟助。他們回去以後，我把米店和雜貨店的債還清楚。最後，只剩三十圓，就利用這三十圓去付了地租訂金，結果連一把一塊多錢的鋤頭也買不起了，只好向人家借用。

　　入田常在我這裏進出，給我幫忙，又因為贈我一百元而被抓去派出所關了好幾天。之後日方決定放他出去，放得遠遠的——限令他離臺返日。他在被釋放之前，托人拿了一個條子給我，要我次日晨七點到他住處去找他。

　　第二天我依約前往，七點鐘到達他的門外。房內傳來陣陣胡琴聲，叫門卻無人來應。門鎖著，胡琴聲斷續傳來。我感覺很奇怪，趕忙去住在不遠處的阿婆那邊拿鑰匙。回來時，胡琴聲已經止息;開門一看，入田已昏迷在榻榻米上，懷抱著那把瘦瘦的胡琴。原來他在知道要被遣返日本之後，就已經決定一死了啊。

　　他在身旁留了兩封遺書，一封是給我的，表明他對中國人的感情。一封留給我的妻子葉陶，請求葉陶替他整理遺物，並表示願將他的骨灰當作肥料，遍灑在我花園的泥土中。第二個要求我們並未遵命照辦。我們一直想辦法聯絡他在日本的家人，但失敗了。至今，入田的骨灰仍寄存在臺中寶覺寺中。

　　自從辦雜誌後，未從事體力的勞動，又染肺病在身。每次鋤幾坪地就吐血，只好休息幾天再來。在這情形之下，工作進展甚慢，又要為柴米油鹽操心。對前途毫無信心，隨時都有餓死可能，所以把農場取名為「首陽農園」。

　　由於連買鋤頭、種籽、花灑的錢都沒有，我變得非常消極，對花園再也提不起興趣。有一天晚上，我難過得不能成眠，正好在東京時的同學林懷古和幾個朋友來訪，帶我一起出去喝酒，我當然是藉機大澆胸中塊壘，最後醉得從酒店二樓滑到一樓，他們雇車把我送了回來。

　　次晨他們又來，看到我偌大一塊土地只翻動了角落一隅，根本未進行種花，知道我的困難，於是拿了二十元給我購買必需的農具和種籽。有了這些東西，我精神又來了。

　　沒有想到，因在田裏工作，空氣新鮮，又兼體力勞動，肺病竟然不藥而癒。雖然如此，種花不是馬上就有收成，天天還是要為柴米油鹽操心。這時候，我常帶葉陶到附近的花園參觀。葉陶就說，拿鋤頭她沒辦法，但可以向別的花園取花來賣。這是葉陶當賣花婆的開始。她從前從事抗日活動，到處演講，認識的人不少，所以生意很好，一天可以有兩圓多的收入。常時只有三個孩子，開支簡單，勉強可以度日。

　　那時花園在開闢階段，我每天必須從住處走約二十分鐘才能到達花園，於是我常在收工時將鋤頭藏在叢草中，以免每日提來提去的痛苦。可是有一天，我發覺前一日叢草中藏著的新鋤頭不見了蹤影。平日來監視我「尾刑」的日警特務告訴我，派出所有人撿到一把鋤頭，可以去認領一下。我去了，發現是一把生了銹的舊鋤頭，不是我的，但他們還是要我拿回去暫時使用。花園就是這把不知道是誰的鋤頭一鋤一鋤開闢出來的。

　　經過一年多以後，自己種的花可以收成了，生活也稍微改善。就在這個時候，母親的痛轉劇，全家的人要回去探望，又放心不下花園的工作。好友洪緝洽一口答應要替我照顧花園，要我放心回家鄉新化。不幸，母親一病不起，為料理後事，多住了幾天。

　　回來後一看，草寮的竹扉深鎖，到處找不到人，花園裏雜草叢生，好不容易整理好的花園又荒廢了。也因此對朋友發生誤會——這樣不負責任。但等我到他家，這才發現他正臥病在床，一條腿腫得像牛腿一般。探間之下，才知道，他原來就是個文弱的讀書人，從來沒打過赤腳。為了替我照顧花園，赤腳澆水，染患丹毒，差點連命都報銷了，使我相當不安。

　　從此再把花園重新整理，葉陶又去當賣花婆。一直到第三年，生活情況才有改善。自七七事變以後，朋友在一起時，時常談起日本侵略的事，父親對此十分關心。我都安慰他說，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不會維持太久。不幸，未能等到對日抗戰勝利他就過世了。當時，僱有長工天送，照顧花園，故可以放心奔喪。

　　第四年起，經驗多了，種植起來比較順利，所以遷移到梅枝町十九番的空地，開闢了約一千坪的土地，擴大經營。在這期間，戰事擴大。大家料想，以日本一小國，絕對無法消化整個中國，尤其加上東南亞與美國參戰。大家深信，這個戰爭，無法拖得很久。

　　這時，日本政府內部也發生分裂，有的主戰，有的主和。日本軍部與警方採取的高壓政策未變，但一般日本人士，態度已有些轉變了。譬如說，日本總督府情報課（文化局），發行一種雜誌「臺灣時報」月刊。編輯植田、淺田、池田等開始和臺灣文化界人士接觸，想和臺灣作家合作。經過幾次開會請客，抓到了幾個人到各地方去寫報導文學。報導的文章，都登在「臺灣奉公會」發行的「臺灣新文藝」，以後又出了兩本專集。當時，我被派在基隆石底煤礦，我也深入考察，替他們為了一篇文章。

　　在此以前，植田就曾找過我幾次，要我替「臺灣時報」寫稿。當時，我很坦白的和他討論這個問題。我對他說：「如果要我們作家合作，必須讓我們報導實在的情形，在文學方面，也是描寫實情。如要我們歌功頌德，那是不可能的事。」他一口答應了。所以我寫了一篇「泥娃娃」給他。泥娃娃的主題是武力不可仗恃。另一方面在指責日本軍部不該在幼兒稚嫩的心靈裏，灌輸好戰的思想。和他們所主張的「東亞共存共榮」完全背道而馳。兒童製作的戰車、大礟、軍艦、飛機，像模像樣，非常威風，但是，經過一夜的大雨，就化成一灘爛泥了。

　　這篇文章登出後，他很感滿意，又來邀稿。我就寫一篇「鵝媽媽出嫁」給他。主題是指責他們，所謂的「東亞共存共榮」完全是騙人的。這篇在同年十月號「臺灣時報」發表以後，就受到日本警察方面的干擾。因為這本雜誌是日本總督府的雜誌，故並未被禁刊。但等到我把它連同其他幾篇作品合併要出單行本時，就被查禁了。

　　從這段期間，我個人的遭遇，可以看出日木內部存在著極大的矛盾，一部分比較開明的人士，就想走大家合作的路線。但軍部和警方卻迷信武力，採取彈壓政策。這時，日本木土有「翼戰會」。臺灣組織「皇民奉公會」，各地方普遍組織「藝能奉公會」，想要動員各地文學界替他們工作。

　　這時，二水的朋友陳憨嬰、楊招鑑也參加奉公會，來要我寫劇本。我寫過一篇獨幕劇「剿天狗」 ，投給「臺灣公論」月刊，想出版後可以給他們演出。但這篇文章一登出，雜誌就被查禁了。演出自然是不可能的事。

　　霧峯有另一朋友莊萬生，也參加霧峯方面的奉公會，我本想把「模範村」改寫成劇本，供他們演出。「剿天狗」這篇一被禁，故這篇也不可能實現。

　　到三十三年年底，「臺灣新聞」副刊主編田中，和「同盟通社」松本特派員相偕來訪。他們拿給我一篇「怒吼吧！中國」的劇本，要我改寫成適合當時情況的劇本，以供公演。我看了以後，覺得霧峰、二水兩次公演的事都碰釘子，「怒吼吧！中國」怕也演不成。他們表示這篇劇本已經經過臺中州特高課長田島看過 ，並且同意演出。就這樣，我們相偕去訪問臺中州特高課長。因為，我認為這個特高課長田島比較開明。「鵝媽媽出嫁」被查禁時，他就替我抱不平，說有機會要去找總督府保安課長後藤，討論這個問題。

　　以後，我就把這篇劇本修改一下，印成單行本，馬上在臺中藝能奉公會顏春福先生的樓上排練。這齣戲經過一個多月排練之後，在臺中臺中座（原臺中戲院）、臺北榮座及彰化等三個城市公演，頗得好評。

　　「怒吼吧！中國」描述的是鴉片戰爭時，英國侵略中國的歷史劇。但這是在抗戰期中，此劇無形中影射日本的侵略戰爭。尤其是我們把在臺中中山公園毆打林憲堂的日本浪人責間，抓來當做劇中的主要角色，更明顯的表現了日本侵略戰爭的嘴臉，以及日本人欺負中國人的真象。

　　此劇演出之後，受到廣大民眾熱烈的支持。在臺日本文化界、大學教授以及記者們也都非常感動。

　　在此期間，我感覺日本文化界的朋友，都站在我們這一邊，反對暴力和高壓。因這次演出非常成功，我和田島商量，用臺語再演出一次，他也非常贊成與支持。

　　後來，就在首陽農園的草寮裏，每週六下午到晚上，都有三、四十位青年，來參加翻譯與排練。不過，臺語的演出尚未排練完成，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日，總廣播說，日本天皇有重要大事要宣佈。第二天，我們都聚集在收音機前等候，到早上八點的鐘一響，日本天皇親身宣佈無條件投降。因此，「怒吼吧！中國」的臺語排練就此中輟。

　　以後我就把「首陽農園」改成「一陽農園」，又得到年輕人的支援，發行「一陽週報」，介紹國父思想與三民主義。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光復以後，在大家興奮的心情之下，向民族、民權、民生努力建設，臺灣一定可以成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



　　六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本文選自《寶刀集－光復前台灣作家作品集》（聯合報系‧民國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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