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代後期作家文壇大老葉石濤先生，因直腸乙狀結腸癌合併淋巴轉移，不幸於12月11日病逝高雄，乍聞厄耗，不勝唏噓，葉老驟逝實乃台灣文壇的一大損失。
阿盛老師在其【將就居隨筆】文中，嘗言葉老「為人率直」、「好鼓舞後輩」。在此特轉載葉老早年發表於聯合叢書《寶刀集》（現已絕版）中之「府城之星‧舊城之月」一文，以茲紀念。
當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我應聘到「文藝臺灣」雜誌社去擔任編輯工作的時候，我對於過去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輝煌成就一無所知，倒是對於一系列的法國作家有粗淺的認識。至於日本文學用不著說，我幾乎熟悉得如數家珍，連江戶時代的「草雙紙」也略有研究心得，特別著迷於井原西鶴的眾多類似豔笑文學（porno）的浮世繪般華麗的小說。「文藝臺灣」是由日人作家西川滿先生獨自出資所辦的刊物。如眾所知，西川滿先生是一位唯美派的詩人兼小說家，作品風格浪漫唯美，特別喜歡描寫臺灣這一塊美麗風土所隱藏的強烈的異國情趣（Exoticism）。臺灣瑰麗的風土是孕育我的母親，雖然我還沒有充分了解殖民地統治下臺灣民眾被欺凌的生活真實，至少我的生活環境會告訴我許多慘酷的現實，因此，有時，西川滿先生的異國情調的爆發使我覺得厭惡之極，弄得我坐立不穩起來。
在十八歲的這個階段裏我的確是一個國際人（Cosmopolitan），堅決地、愚蠢地相信在藝術領域裏並沒有國境存在。還好，我雖然是徹底的西化派，可是卻不是皇民派，我不相信日本文學可以躋入世界文學之林裏去；這道理很簡單，我所知道的所有日本作家幾乎都是在歐美文學的薰陶下找到文學之路的；當然「青出於藍」，有朝一日日本作家也會敲開進入世界文學窄門之路的，不過在那一九四0年代的戰鼓笳聲中甚少有此可能。
為什麼在日本殖民地的軍國主義教育之下長大的我，尚能保有明銳的批判精神，這應該歸功於我的民族意識吧?說是民族意識其實也不是那麼熱烈而冠冕堂皇的，這也許可以說是來自與生俱來的本能吧?此外，我臺南的老家一向過著我國的傳統家族制度的生活，有點兒像「紅樓夢」的家居生活那樣，所以我很少被日本生活方式污染。我家從來沒有改過姓名，也從不在社會裏活動，我們不必依賴日本人的施捨過活。我的祖父輩的族人很少到日本去留學，如果非學高深的學問不可就回到廈門去唸書了。在這樣老式的家庭裏縱令有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浪潮打進來，也是甚少有動搖生活根基的力量，只是如拍打海灘的波浪一波波地進來，又無聲無息地退回去。族人大都是靠田租過活的地主，或者經營著古老的行業謀生。我們這一群臺南府城的老居民既不是四腳仔派，也不是三腳仔，是道地的用兩腳站立的頂天立地的傳統派呢！
既然我有這樣根深柢固的古老心靈結構，那麼我很容易地覺醒又輕而易舉地找到真實的所在。
那時候我初次交往的先輩作家是龍瑛宗先生。我不知龍瑛宗先生為什麼不去參加張文環主持的「臺灣文學」集團，而倒在「文藝臺灣」發表過許多優秀的小說作品。龍瑛宗先生常常嘲弄我的一套浪漫主義文學理論，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的幼稚與昧於知悉臺灣社會轉變的悲慘歷史，強調唯有反映社會真實情況的現實主義寫實文學才是殖民地統治下的臺灣文學應走的方向。我有時並不贊成他的弱小民族的文學觀，但至少我已經無法否認他主張建立臺灣文學以便消極地抵抗日本人壓制的一套鼓舞精神向上的理論。不過，我的浪漫之蟲並沒有死去，雖然我已經傾向於寫實主義文學，但浪漫餘燼時而會發作燃燒起來，使我不由自主地為一些反駁寫實文學的雜文。我心裏至今仍覺得慚愧的是這時候我心血來潮撰寫一篇駁斥寫實主義的散文寄到「興南新聞」去，幸獲刊登。如眾所知，「興南新聞」是「臺灣新民報」在日人壓迫下改組的報社，我這篇短文等於向民族主義新文學運動的廟堂投下了一枚小小炸彈。果然，不出幾天，興南新聞就刊登了一篇署名「世外民」的作者的駁論。他澈底否認了浪漫主義文學在臺灣文學史的價值，又挖苦又諷刺，把我的短文批駁得一文不值。「世外民」這個名字很熟，我好容易才憶起了這是日本作家佐藤春夫以臺南禿頭港為背景寫下的小說「女誡扇綺彈」裏的主角名字。我怒氣沖沖，心有未甘，想再接再厲地駁斥一番，倒是西川滿先生溫和地阻止了我，說「世外民」就是邱炳南，現時在東京帝大就學的臺灣籍青年才俊。當我獲悉邱先生是臺南人，也是前輩作家之一的時候，我這個憤怒也早就雲消霧散，浪漫之蟲也不再振翼鳴叫了。
不過，這小小筆仗卻引起了些漪漣。有一天我回到下宿（寄居住所），就有同住的一個醫科學生告訴我說，適才有兩個作家連袂來找過我，一個是矮胖而面帶兇相的中年人，自稱「臺灣文學」派作家張文環，另外一個高大英俊，衣冠楚楚，也自稱係「臺灣文學」派作家呂赫若。我說他們都是緣慳一面的前輩作家，到底有何事情找上我門來。那醫科學生若無其事地告訴我，他們好像怒氣焚心的樣子，似乎是因為你為了一篇文章得罪了他們，他們磨掌擦拳打算把你揍得倒地不起。這全是一派胡言，為了嚇唬我而捏造的故事。驀地我臉色蒼白而渾身發抖，足足煩惱了一天一夜，才好容易使心智清醒了起來。後來我有機會跟張文環先生與呂赫若先生見了面，他們兩位都談笑風生從沒有提起過我的劣跡，倒是諄諄告誡我應多讀臺灣歷史，吸收臺灣新文學作品的菁華，創造富有個性的，表現臺灣民眾喜怒哀樂的文學。張文環先生前年去世，留下了一本描寫臺灣農民心靈的長篇小說「在地上爬的人」。呂赫若先生已經從歷史的舞臺消失不見，只留下了一本珠玉似的短篇小說集「清秋」。
在「文藝臺灣」工作已近尾聲的時期，我逐漸與西川滿先生之間發生了磨擦與齟齬。這也難怪，我的民族意識越趨明確，我就越來越對過去的浪漫主義文學觀有所反省，反省產生了批判，因此，不像以前那樣毫無條件地贊成西川先生的文學主張，我有時也會披瀝一番屬於一己的思想。這該是我捲鋪蓋回鄉的時候了。剛好這時候「日本文學報國會臺灣支部」要成立，西川滿先生大約是這臺灣支部的書記，他要呈報作家名單上去。當然一個作家必須要有著作才有資格成為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會員。「日本文學報國會」可能是日本軍部統戰文化人的機構，其目的在於拉攏日本文人，加強準備戰爭體制。不久，西川先生已經蒐集了很多臺灣作家的資料準備呈報。當然膺選為日本文學報國會的會員，對臺灣作家而言並非什麼光彩的事，不過既然同是作家，當然誰都不希望被人歧視。西川先生那時似乎獨對黃得時先生有成見的樣子，他把黃得時先生的譯作「水滸傳」放在桌面，一邊把玩著，一邊喃喃自語地說：「這算什麼！」黃得時先生的作品，並不止這一本譯作，據我所知他寫過許多文學評論以及有關臺灣文學史的精闢論文。至於黃先生為什麼勉強送出了有關中國古典小說的譯作，自然我也猜到了他小裏不甘心情願的苦楚。我當時看不慣西川先生猶豫不決的樣子，極力主張應讓黃先生佔有一席之地，否則漏掉了他，這作家名單毫無意義可言了。
我暗地裏收拾雜物準備告別「文藝臺灣」社的最後幾天，我有幸見到陳火泉先生。陳火泉先生是親自帶他的著名小說「道」來求見西川先生的。我不知陳先生和西川先生談了些什麼。當陳先生告辭以後，只見西川先生興高采烈地指著一堆文稿，連連稱讚，說他決定把這篇小說刊登在「文藝臺灣」上。我返鄉之後這篇小說果然登了出來，才有機會一睹真面目。這篇引起紛紛指摘與議論的小說，之後獲得芥川獎後補，這已是兵燹席捲臺灣的戰爭末期了。同陳先生的小說獲得發表的差不多一樣時期，「臺灣文學」也發表了王昶雄先生的小說「奔流」；這兩篇小說同是探討皇民化問題的小說，只是王先生的小說有明確的寫實風格，不容懷疑，他要表現的是臺灣民眾抵抗皇民化的意志。然而陳先生的「道」由於採用富於諷刺、詼諧的喜劇手法去剖析皇民化運動下臺灣人的苦悶，主題不那麼明顯。因此捕捉陳先生寫作時的心境就真叫人煞費苦心了。我始終相信陳先生的「道」至少畫出了皇民化運動展開下臺灣知識份子自我徬徨的一個深刻斷面，值得研討。但年輕一代的作家卻有所懷疑和有所批判；這就是生活在日據時代，呼吸那時代氣息的老一輩作家與生活在思想複雜的戰後社會的年輕作家之間的代溝吧?
當我返鄉之後，直到光復來臨，我一直埋頭閱讀有關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許多文獻與報刊雜誌，心裏愈來愈高興上帝賜我這麼一個機會，得以投身於臺灣文壇的漩渦裏，學到豐富的知識與體驗，從此以後我應盡一己棉薄之力量，為發揚臺灣新文學堅強的民族精神而奮鬥了。
我希望這篇文章對於撰寫「日據時代臺灣文學作家小傳」的黃武忠先生能夠提供一些第一手資料，同時很感謝他刺激我這老朽作家再度挖掘往昔如煙的塵封已久的記憶。
葉石濤，民國十四年（一九一一五）生，臺南市人，是日據時代後期的作家，他自稱是光復前最後的一位日文作家。其作品以小說為主，曾任「文藝臺灣」編輯，活躍於日據時代末期的臺灣文壇，光復後一直擔任小學教員，並從事文學評論工作，於現代文壇中仍然扮演看重要的角色。作品有小說集:「葫蘆巷春夢」、「羅桑榮和四個女人」、「晴天和陰天」、「鸚鵡和豎琴」、「葛瑪蘭的柑子」、「葉石濤自選集」等。評論集:「葉石濤評論集」、「葉石濤作家論集」、「台灣鄉土作家論集」等。
－－本文選自《寶刀集－光復前台灣作家作品集》聯合報叢書‧民國7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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