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 酒 館

圖：高行健畫作「晝夜」 


二十世紀政治入侵文學

　　作家的位置，也就是說文學在當今社會的地位，以及作家和社會與時代的關係。這當然都是很大的題目，我的觀點只是一種看法，純然是個人的選擇，而每個作家有自己不同的選擇，也來自不同的文學觀。不同的看法導致不同的選擇，本無是非辯論。然而，政治對文學的干預，把這自由思想的園地也變成戰場，一個多世紀以來，從西方蔓延到東方，從歐美到第三世界，一直論戰不息，沒有一處能夠倖免。
　　這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文學和作家經受的磨難不必細說，就我們面臨的現時代而言，政治的氾濫並不見收斂，相反地，通過媒體鋪天蓋地蔓延到文化領域。政治的干預，別說是政府的文化機構和文化政策，就連一般的文化活動都很難不帶上政治乃至黨派的色彩。政治正確和身分認同近乎於作家的身分證，再加上二十世紀留下的意識形態這筆沉重的思想包袱壓在作家身上，所謂文學的傾向性，應該讀作政治傾向，成了約束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一道緊箍咒。文學介入政治，其實是政治侵入文學。當然，也可以說是作家從政，把文學作為社會批判的工具，鼓吹政治，或者說為政治服務，恰如一個銅幣正反兩面，從各個方面來看，政治入侵文學，或文學介入政治，乃是二十世紀之前從未有過的文學景觀。

　　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到公共傳媒，政治都無孔不入，不僅給二十世紀的文學打上深深的烙印，也還在左右人們的思想。如今，那種激昂慷慨作為政治傳聲筒的文學早已煙消雲散，但是徹底擺脫政治對文學的牽制也還不那麼容易。現時代的作家怎麼能超越政治利害之上，又超越於市場，獨立不移，還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就是我要講的題目。


作家不是救世主， 不必標榜為人民代言


　　這當然不是不可能的，作家要維護個人的獨立不移，我以為首先要解除一些迷惑和虛妄。比如說，作家作為人民的代言人，這也是政治製造的幻象。「人民」這個歷代君王用過的陳舊的詞，到了二十世紀也已經用濫了。所有的政治權力都以人民的名義說話，乃至於從共產極權到法西斯，也都以人民的名義實施專政。那空洞的人民究竟在哪裡？現實社會中有各自不同的切身需求，也包括追求思想自由的無數的活人，在人民這一抽象空洞的幌子下，都消失了。一個作家如果不想綑綁在政治權力上，又不依附政黨去站台助選，也就不必標榜為人民代言而喪失個人真實的聲音，迷失在這種政治話語中，成為政治的傳聲筒，犧牲文學，把文學綁到政治的戰車上。

　　作家不是先知，不需要製造未來美好的神話，也不用對人民或選民許諾明天，更不必弄出個烏托邦幻影，蠱惑大眾追隨他去奮戰打天下。再說，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這都屢見不鮮。

　　作家不是救世主，承擔不了基督的使命，這個尼采式超人的角色也是二十世紀常見的形象。上帝既然已死，那麼無限膨脹的自我就可能充當救世主。尼采的這種浪漫情懷，與其作為一種哲學，不如當作文學作品來看更有意思，超人的誇張形象代替了傳統的受難的基督，不能不說是一個獨創。但這不是人的真實寫照，僅僅是一個哲學家的幻覺。人在現代社會中所處的真實的地位，並不像尼采所宣告的那樣，恰恰由另一個德語作家卡夫卡呈現出來。


卡夫卡預言了　人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


　　卡夫卡生前的作品都未能發表，不聲不響，卻深刻把握了二十世紀現代工業社會中人的處境。卡夫卡把現代社會中人的真實處境做了一個恰如其分的描述。在種種社會關係中，乃至於家人之中，人不過如同一個蟲子，這麼渺小可憐，別說主宰世界，連自己的命運都把握不了，莫名其妙，毫無緣由，卻受到審判。卡夫卡清醒認識到那莫須有的烏托邦就像他小說中的城堡，是進不去的。

　　上個世紀之初，卡夫卡就預言了人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現時代，這同樣處境中的人，只越來越脆弱，越來越喪失自主，人消失在各種各樣的認同中。在龐大的社會機制裡，面臨鋪天蓋地的市場，文化也充分商品化，媒體並沒有不受政治牽制而真正的獨立。一個人如果企圖發出個人的聲音，僅僅是個人的聲音而不同某種政治聯繫在一起的話，這聲音是很難發得出來的。這種個人的聲音只有在超越現實功利、超越政治又不追隨時尚也不依賴市場這種嚴肅的文學創作中，才有可能，才可能保持個人的獨立不移。這種個人的聲音當然非常微弱，然而卻擺脫了炒作，是人真實的聲音。


只有文學才能說出　政治不能說的真相


　　什麼地方才能找到這真實的人的聲音？文學，只有文學才能說出政治不能說的或說不出的人生存的真相。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和杜斯妥耶夫斯基，他們不充當救世主，不自認為人民的代言人，也不作為正義的化身，而正義何在？他們只陳述現實，沒有預設的意識形態去批判和裁決社會，或虛構一番理想的社會藍圖，恰恰是這樣超越政治超越意識形態的作品，提供了對人和社會的真實寫照，把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複雜展示無遺，無論從認知還是審美的角度來看，都經得起時間長久的考驗。

　　相反，二十世紀的革命文學，雖然也吸引了一批有才能的作家和詩人，最傑出的如高爾基和馬雅可夫斯基，他們對共產主義革命的謳歌，隨著革命的頹敗，且不說那些作品早已無人問津，連他們自己都死得不明不白。用鐮刀斧頭打造的新社會比老舊的社會更不人道，更加貧困。而現今的中國和俄國，拜金的狂熱取代了主義，歷史就這樣嘲弄人民。

　　作家不必是鬥士，也不以批判和改造社會為文學的宗旨。誠然，作家也會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卻不必把這種政見寫入文學。如果作家能清醒認識到現時代作家所處的真實的地位，不如回到這脆弱的個人，發出自己的聲音，這解除了虛妄的個人真實的聲音。且不說這聲音是否能傳達出去，但至少可以對自己說，我有這種需要，傾聽自己的聲音。這種內心的需要也是人寫作時最初的衝動，有感而發，出於一個活人真實的感受和體驗。


文學遠離權力，也遠離大眾趣味


　　文學遠離權力，也遠離大眾趣味。市場以大眾趣味、以時尚為左右，以消費為原則。這種嚴肅的文學不企圖取悅公眾，不以滿足市場的需要而生產，當然也就很難傳播。首先，這樣的作品對出版社來說很難牟利，也就難以出版。無須諱言，暢銷書離不開商業的炒作。大眾文化消費當然也可以是文學作品，正像任何時代都有俗文化和嚴肅的文學之分。現今社會也差不多，只不過商業的炒作已經是如此大眾化和國際化，現今丟出一本暢銷書如同做一部電影，不只以本國的觀眾和讀者為對象，通常都超越國界，多語種。這種龐大的文化產業經營的文學也無可厚非，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趣味，不同的需求產生相應的作品。憤怒與譴責拯救不了文學。

　　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作家還可以結社，自籌資金，自費出版，自負盈虧，靠寫作尚且能聊以維生。現今，這差不多成了天方夜譚。作家如果不理會市場的行銷，不追隨時尚，置大眾的口味於不顧，自然無法謀生。從事這種嚴肅文學的寫作，不能不說是一種奢侈。然而，這種文學作品的價值就在於遠離一切謊言，不去製造假象，呈現和揭示人真實的處境和面臨的種種問題，當然讓人困惑不安，卻喚起思考。

　　一些知識分子現今竟然又在呼喚重建烏托邦，甚至於召喚馬克思的幽靈。殊不知，沒有理想沒有烏托邦其實不壞，令人反倒更加清醒。面對現今的社會，以及人處境的荒誕，一個人一旦覺醒到要去贏得做人的尊嚴和獨立，這種孤獨感當然很難承受。現今這時代，政治與媒體越來越喧鬧，而人卻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為孤獨，這也是現時代人的真實狀態。孤獨的個人意識到自身存在，處在種種社會困境之中卻還要發出的這種微弱的聲音，得有一種力量。這力量首先便來自作者的自信，得相信這種文學存在的必要，否則，不可能長年持續這種寫作。

　　因此，這注定了是一種冷的文學，也因為作者並不以此來發洩一腔憤怒。作家先得擺脫一時的衝動和挫敗感，才可能關注這個世界。從事這樣的寫作，需要一雙清明的眼睛，或者說，一雙冷眼，冷靜關照這大千世界的眾生相。

　　這樣的作家自然不企圖充當時代的風雲人物，置身於社會的邊緣，也是這種寫作的一個必要的條件。一個現代的隱者，同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才可能保持清醒，觀察周圍的世界，並且贏得精神的餘裕，內觀人自身的煩惱、焦慮和妄念。


　　─原文刊於 2008.04.27 聯合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