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從戰後到解嚴,長達半個世紀年的戒嚴統治,對思想的箝制可謂嚴酷,壓制越深,反彈越大,解嚴後民間釋放的能量相當驚人,文學作品的心靈更是騷動不已,邊緣的聲音越來越淒厲。在白色恐怖時期,人們的心靈遭漂白,作為文化復興堡壘,以護衛傳統道德與儒家思想為己任,然教條式的宣導並未深入人心,表現在作品中的思想自是蒼白化與貧弱化,道德淪為口號,然農業社會,美好的田園仍讓文人的理想有所寄託,作家將人性的光輝寄託在鄉土人物身上,作家所信奉的寫實主義美學,向以生活為美,作家為時代的良知,彼時作家常有高度的使命感…‥


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作者自序


解嚴後,台灣文學研究成為顯學,然戰後的研究比戰前又顯一些,當代研究則是時髦了。

   從一九二○到當代,台灣現代文學史不滿百年,就算往前推再加日文與漢文部份,也不過百餘年,對於研究現代文學的人來說,能選擇的範圍極為受限,作古典的不論現代,作戰後的不談戰前,作當代的只推到八○年代,使得現代文學研究格局不大,文學史的脈絡也不清晰。然而回顧台灣現代文學的研究,還是以歷史研究與政治文化角度為多,所有流派的、集團的、分期的;以及女性的、族群的、情色的、後殖民的,皆傾向文學的外緣研究,對美學、傳記與作品內在研究較為缺乏。

  從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流行以來,作者與作品被研究者作「切割」,所謂的文本概念,是可排除作者的,「作者死亡,文本存活」的觀念讓書寫權由作者轉到論述者手中,這是傳記與美學研究不發達的原因之一,傳記與美學不脫離作者,視作者為作品的靈魂,這種「新古典」的作法,目的是作為文學史研究的補充。文學史的撰寫不能脫離作者本身及其美學建構,論文學史缺了傳記與美學這一塊,等於失去生命線。

太多的解讀與解構,將文學史變成餖飣,這是把文學作小,而非作大。

  近年來我的關注在性別與傳記與美學上,作得雖然七零八落,然回歸作者中心的意圖頗為明顯,尤其是自傳書寫與傳記的雙軌研究,讓研究多一點「人味」,少一點機械裡論操作。有時不得不援引一些理論,也必需建構在傳記基礎上。多年來我作傳記研究的心得是:不作自己不熟悉的作家,不關在書房?閉門造車;多作田野與年表,少憑空想像;沒有一手資料絕不涉入作家傳記討論。這其中張愛玲、龍瑛宗、張秀亞是我較熟悉,也作過田野與口述歷史的作家:張秀亞的故居在台中模範街,為日據時代大和屯,是日本官員的宿舍集中區,緊臨農業改良場,前身為林爽文的抄封田,附近的居民對她還有印象,我有兩個研究生作張秀亞研究,常與她的女兒于德蘭女士有書信與傳真往來,我關注的是她的越界書寫,沿著她的生命歷程追溯文體之形成;陳映真則作過詳細年表,論文的靈感常在作年表中湧現,為何他在每一次的讀書會與牢獄之災之後,往往另創一寫作高峰?何以晚年的作品題材變大,美學的力量轉弱,我認為是他沒有把力氣用在寫長篇,而把長篇的提材化為短篇的結果,作者從迷你小說出發,到華盛頓大樓系列與政治小說,皆為中篇的連綴,已有長篇的企圖與架構,接下來應是長篇了,可惜並未突破;邱妙津是長期觀察的作家,她留下的一手資料與自製年表,相當珍貴,她已再三為自己作傳,無需錦上添花,從傳記資料中,她扮演自己生命的張老師與創作者,當致命的打擊來臨,她創作與導演自己的死亡,美學的意義大過心理學意義;又,張愛玲晚期小說,在性別與離散書寫的新開拓,不能說完全成功,但也可見她並未從「前衛」的位置上敗退,也跟她的流放與海外經驗密切相關;趙滋蕃是我的恩師,我這樣「內舉不避親」,主要是以我對他的生平與作品的熟悉度,我不作,誰來作?他的作品是否仍有討論的空間?我不能追隨他的遺志,建構中國人(台灣人)的文學理論,然心嚮往之,早在七零年代,他的「東方主義」已相當明確。這些與那些,背後閃動的不是作家靈魂的亮光?所謂研究的第一步,交出嚴謹而詳實的年表與傳記,不是文學史研究者的根本嗎?我從不低估傳記研究的基本功,也不高估機械理論的操作,並試圖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有時失衡,只能怪罪自己學力不足。

  同時作為創作者與研究者,又是另一種失衡,前者令我快樂,後者令我戒慎恐懼,熱情都是同樣的,並無輕重之分,然創作不能等,研究越成熟越好,所以在時間的順序上確有早晚之分。我在研究所時代,研究的是明清小說,開設現代小說課程達二十幾年,從台灣、大陸到西方小說皆有涉獵,然直到四十歲初頭才交出《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一書,因而被貼上標籤,這只能說是機緣與選擇的結果,張愛玲研究曹雪芹,並非將之自比,而是尋找寄託,難道她只懂《紅樓夢》?她也研究《海上花》與小黑人、《叛艦喋血記》呢!

  我的興趣說起來還蠻廣泛,開過的課有散文、小說、電影、戲劇,文學批評、美學…‥,也因為如此,研究的步伐從來不急,五十歲之前重創作,五十歲作的研究是否成熟一些,我的心態是慢慢來,因為研究可作到七十歲,創作能等到七十歲嗎?

  研究於我才正要開始,然此刻交出的成績,實在令人不滿意,《芳香的秘教──性別、愛欲、與自傳書寫》,寫作期達七、八年,水準較參差,然也沒有越寫越好,只能說是斷斷續續的成果。

  《聖與魔──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系統較完整,也有歷史脈絡,然架構相當大,涉及的學理也相當複雜,我採用的是以心靈觀照與印象批評法為主,心理與神話批評為輔,因牽涉的作家繁多,傳記的部份就無法面面俱到了,選擇的是具代表性也較熟悉的作家。印象批評法在書評中最為常見,是小而有效率的批評法,對長篇大論則心餘力絀,近人王德威可視為代表。它的困難度是批評者必需具有相對的高度,如古典的詩話、詞話的作者,他們也是詩人。

  我的研究精神受王國維先生影響,他著重文學的心靈與思想深度,美學在把「神韻」學提昇至「神聖」學,一流作品皆以「血書」稱之,可視之為超驗的心理批評;我的研究也受薩伊德與傅科影響,將知識的考掘回歸研究者本體,找回主體性,也找到關懷點,以形成理論架構。如此將打破研究者與創作者的分裂與對立,找到理論與敘述主體彌合的契機。

  二十一世紀伊始,台灣經過九二一世紀大地震,也經歷著政黨輪替的政治大地震,當新的政權以民主與進步的口號取得政權,被稱為暗殺總統的「兩顆子彈」無異是敲醒道德與良心的兩記警鐘,當第一家庭陷入貪瀆案的波濤中不可自拔,這時有關「道德」、「教養」、「品格」的語詞不斷被提出,以維新與道德為前提的運動風起雲湧,這是一個良知的戰場,在法律之上還有正義,在道德之上還有良知。「道德」這個略顯突兀的字眼,一下子獲得人民的認同,所謂「時窮節乃見」,台灣解嚴後,面對權力重組與價值分岐,道德淪喪,人心無所歸依,在這?宗教先浮上檯面,尤其是佛教信徒到世紀初已高達五百萬之眾,對社會產生一些向上提昇或向下沉倫的力量未可知,然也可掌知人心之徬徨;文學作品隨之在後展現心靈圖象,經過世紀末的華麗與頹廢,在新世紀初,一種渴求超越與神性的呼聲,通過作品中曲曲傳達,一種新的心靈與道德渴求,說明文為心聲,物極必反,在黑暗的盡頭,人們總會尋找一線光明。

  台灣從戰後到解嚴,長達半個世紀年的戒嚴統治,對思想的箝制可謂嚴酷,壓制越深,反彈越大,解嚴後民間釋放的能量相當驚人,文學作品的心靈更是騷動不已,邊緣的聲音越來越淒厲。在白色恐怖時期,人們的心靈遭漂白,作為文化復興堡壘,以護衛傳統道德與儒家思想為己任,然教條式的宣導並未深入人心,表現在作品中的思想自是蒼白化與貧弱化,道德淪為口號,然農業社會,美好的田園仍讓文人的理想有所寄託,作家將人性的光輝寄託在鄉土人物身上,作家所信奉的寫實主義美學,向以生活為美,作家為時代的良知,彼時作家常有高度的使命感,從姜貴到白先勇,從黃春明到陳映真,承續的是作家「感時憂國」的傳統,六七零年代以後的現代主義作家,其思想表面看來是反叛與背德的,然他們遵循的是藝術家「真誠」的要求,解嚴後,多元價值分岐與網路e世代的「惡搞文化」,使經典文學邊緣化,傳統道德變成笑話。在這人心無所適從的年代,小說家扮演的角色已然改變,從「說書人」到「說故事」到「說小說」,「玩小說」,「網小說」,小說的面貌更為豐富。

  在這部落格的年代,人人都是書寫者,人人都可涉入小說,小說回復到「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原始狀態,小說家要將自己區別出來,只有拉高標準,而非降低標準。過去的小說家是野史家也是思想家,也就是踩在文學、歷史與哲學這三大基石上。我們談文學與歷史久矣,不談哲學亦久矣,小說的形而上討論,是當代文學批評較弱的一環。筆者從宗教、哲學、心理的角度出發,是為探尋現代小說家的心靈歷史。

  然哲理不落言詮,在過往的一個世紀,小說家對魔道的探索已窮極所有,從魯迅、張愛玲到舞鶴、駱以軍,人性的邪惡面探索到最後,讓我們的心靈癱瘓,美感盡失,在這樣一個群魔亂舞的時代,更激發我們對神聖的渴求,神聖寧是不可求的嗎?聖與魔原是一體之兩面,過份偏於一端皆失之偏頗,我懷想著舊俄的小說,德國巴洛克時期的「悲哀戲劇」,它根植於歷史之中,是人的悲慘處境的展示,是世俗的、塵世的、肉體的。沒有英雄,只有烈士,與男歡女愛悲歡離合,用一種表情的、誇張的形式,使觀眾參與其中,而不是觀賞其外,班雅明認為這種「廢墟寓言」主要的目的是打破美的幻象,以顯現真理內涵。又,舊俄小說,追求心靈的極限,緣於靈魂的饑渴,發出悲天憫人的的吶喊,罪與罰,基督與救贖,並散發著乾燥之美,相比之下,當代小說太潮溼、太肉感、太形而下;巴洛克悲哀戲劇,依班雅明的說法,對於災難,零散而不連貫得表現形式,和二十世紀文學類似,作家無法在殘破的世界中找到規範與和諧,只有通過寓言中腐爛和死亡的形式向永恆乞靈,它所體現的是一種贖救的功能。

  我試圖在小說中讀出邪惡也讀出神聖,讀出沉倫也讀出救贖,抓出形而上的命題,是為更進一部探索小說思想與主題的演變,列舉的作家也許不夠完整,然心靈構圖只是虛線,並非實線,它可作無盡的推衍與想像。立論容或有些主觀,然亦力求公允,這?面並無道德批判意味,我以為小說的道德觀必須極為寬大,無是無非,正邪並容,神魔一體,只能說言為心聲,作家真實傳達一個時代的重要價值與小說美學觀,最為重要,台灣戰後小說在心靈與思想上的呈現,是深刻且富於道德張力的,這令人感到驕傲。我試著讀心,讀人,讀文,也寫下我誠心的記錄。


周芬伶
書名: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
作者:周芬伶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07 年 03 月 20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我試圖在小說中讀出邪惡也讀出神聖,讀出沉淪也讀出救贖。

  心靈構圖只是虛線,並非實線,可作無盡的推衍與想像──在寬廣的小說道德觀尺規內外,無是無非,正邪並容,神魔一體,只能說言為心聲,作家真實傳達時代變遷之際的重要價值與書寫美學觀,以及心靈與思想上的張力與深刻之處。

  回顧台灣現代文學的研究,歷來以外緣的歷史研究與政治文化角度為多,對美學與作品內在研究略顯缺乏。《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一書擬跨度數十年歷史脈絡,採王國維以降的心靈觀照與印象批評傳統為主,心理與神話批評為輔,並期望延續薩伊德與傅柯的知識考掘精神,選擇台灣戰後各世代具代表性和讀者也較熟悉的作家,探勘、對照他們作品心靈與思想深度,主體性與關懷點的演變──能否將美學的「神韻」提昇至「神聖」層次,或是萎縮退化卻另闢蹊徑?由此形諸理論架構。

  同時,也深盼這樣的論述模型能打破研究者、創作者間涇渭分明的分裂與對立,找到理論與敘述主體彌合的契機。本書也是作者在新世紀之初整理的,誠摯地讀文、讀人、讀心的記錄。


【作者簡介】

周芬伶

  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早年曾以「沈靜」為筆名,現用本名發表作品。

  曾獲吳濁流小說獎、中國文協散文類文藝獎章、中山文藝散文獎、吳魯芹散文獎,作品被選入國中、高中國文課本及多種選集。曾成立「十三月戲劇場」,擔任舞台總監,編有《春天的我們》等劇本。

  著有散文集《紫蓮之歌》、《仙人掌女人收藏書》、《母系銀河》、《周芬伶精選集》、《汝色》、《戀物人語》、《絕美》、《熱夜》、《花房之歌》……等,小說集《粉紅樓窗》、《影子情人》、《浪子駭女》、《世界是薔薇的》、《妹妹向左轉》等,少年小說《醜醜》、《小華麗在華麗小鎮》、《藍裙子上的星星》等,文學論著《芳香的祕教──性別、愛欲、自傳書寫論述》、《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口述歷史《憤怒的白鴿》等。


【目錄】

序論──心靈的歷史

愛的神祕劇──聖徒小說的終極探索

意識流與語言流——內省小說的宗教反思

滑稽與諷刺──鄉土小說的道德兩難

歷史感與再現──後鄉土小說的主體建構

魔性與禪機──張派小說的豔異之美

傳統性與假定性──佛化小說的人間理想

後設與魔幻——大虛構家與大說謊家

從善女到惡女到同女──女性小說的心靈變貌

恐怖與褻瀆——從無用論、廢人論到後遺民書

恍惚之美——聖境的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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