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裏住著一位名叫嫦娥的美女，
只因她時常都那樣孤獨著，
所以才受到人們的瞻仰。
─ 吳濁流
他在戰爭時期冒險完成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原名《胡太明》），就是記錄台灣人在戰前最深刻的中國經驗和最深層的命運探討。「亞洲的孤兒」一詞則生動地刻劃了台灣人的處境。吳濁流作為小說家的特質和風格，幾乎在這部作品裡已十分穩定。他認為小說也是歷史的一種，作小說是要為歷史留下見證，因此，因為自己出生於日本治台不久，親歷過充滿「大明遺臣」意識的「祖父」一代，也親睹過急於皇民化做御用士紳的「父親」一代，以及接受典型的統治者鷹犬訓練、出身國語學校一代的「自己」，他有點迫不及待地要把這段親炙的人生經驗記錄保留下來，不顧可能被捕的危險，更遑論文辭的修飾美化，而有了《亞細亞的孤兒》。
從此，他的小說奠定了自己的風格：總予人歷史事實不容抹煞、是非不容混淆、人間公理正義不容淹沒的那種焦躁急迫。他把筆當劍，總想著要仗義人間，總有不讓宵小奸邪有一絲僥倖，揭奸發惡不遺餘力的勇猛之氣，他的文學實在是不按牌理出牌的文學，文學評論家說他的小說是「瘡疤！瘡疤，揭不盡的瘡疤！」有人直接論斷他的作家性格是「社會病理學家」。然而，這些從未撼動吳濁流對自己小說的「固執」，他因為任職報界，親睹「二二八事件」，便不顧一切地寫下《黎明前的台灣》和《無花果》，因為親身經歷了戰後台灣的時代大動盪，親眼看到醜陋政客的醜陋惡行，他同樣要不畏白色恐怖寫下《台灣連翹》。吳濁流的小說性格是一致而堅定的，日治時代的〈功狗〉、〈陳大人〉、〈先生媽〉，和戰後寫〈糖扦仔〉、〈狡猿〉、〈銅臭〉、〈波茨坦科長〉；除了時代背景不一樣，本質上都是揭發社會上欺人吃人、貪贓汪法的敗類惡徒，都是為了伸張正義，因此，這種自承秉春秋之筆而寫作的社會使命感，總是讓他勇往直前，全力以赴，構成了台灣文學史上最凸出的一個例子。
處在戰後台灣的風暴年代，吳濁流身在受創最劇、最敏感、最前線的新聞界，當然對白色恐怖統治的威力，一定深有體認，但他同時也是台灣社會近現代化遞變中從未缺席的一員，這可能是他對提昇台灣文化、推展台灣文學運動的熾熱心志和使命感，超越他的白色恐懼，使他卯足勇氣創辦了影響戰後台灣文學發展最深遠的一份本土文學雜誌 -- 《台灣文藝》。一九六四年，他以拋磚引玉的心情，獨資創辦了《台灣文藝》，希望他對台灣文學的使命感，能引起文化界有心人的共鳴。吳濁流在一篇交待創刊經過的短文中說，看到社會風氣日趨敗壞，吸不到一滴文化的露水，而自覺在文化沙漠中創造一塊文化綠洲，是文化人不可推卸的責任。
雖然《台灣文藝》未能如預期地得到文化界的響應，但吳濁流固執地把雜誌辦下去，並著手籌備「台灣文學獎」鼓勵創作者。長期負責《台灣文藝》編務的小說家鍾肇政回憶說，當年吳氏是以「沿門托缽」的精神把雜誌撐下來的，卻不以此為滿足，還進一步捐出他從「台灣機器工業同業公會」退休得到的退職金加上家用節餘，成立「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成為繼《台灣文藝》之後，另一個積極鼓勵本土文學發展有力的常設獎項。另據詩人陳千武回憶稱，吳濁流堅持以「台灣」之名為雜誌命名，若不獲通過絕不屈服，足見吳氏完全是以推展台灣文化的文學運動觀來辦這本雜誌。這也是《台灣文藝》雖然貌不驚人，始終保持素樸的面目，卻是當代唯一堅持本土文學立場，為延續台灣文學香火為使命的文學中心，仍然吸納了絕大多數的、具有本土心志的作家，達到為本土文學立標竿的目的，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重要作家。
《台灣文藝》的創辦，也直接促成了本土詩刊《笠》的創設，成為相互激盪的兩支本土文學重要隊伍，也是本土文學的重要營地，從六○年代到七○年代，幾乎所有的本土作家都直接或間接從《台灣文藝》或「吳濁流獎」的存在，得到啟示，那就是從吳濁流拚老命護持的「台灣」二字得到靈感。
吳濁流直到去世時，仍然以日文為主要創作工具，不能以中文作長篇大論，尤其是無法以中文寫長篇小說，他辛苦創辦《台灣文藝》，完全是站在推展台灣文學的立場。他一生寫了三千首以上的漢詩，但他並不固執己見，從善如流改設「新詩獎」，不論是辦雜誌或設獎，在那白色恐怖籠罩的時代，都是為台灣文學的生存而做的戰鬥行為，都是為台灣文學存續所做的重大貢獻。吳濁流在台灣文學史上，文學運動家的成就，要比小說家或詩人來得耀眼。
【公視 作家身影】鐵血詩人─吳濁流
他是訓導主任，也是新聞記者。
他三十七歲才寫第一篇小說。
他不同於早慧型的作家，有先天的敏銳，他是經由累積人生歷練，才發展出自己的創作。
1900年出生新竹新埔，客家人，排行第四。臺北師範學校畢業。二十三歲時，被日本當局認為思想偏激，從由原來的臺灣公學校主任「發配」到苗栗四湖公學校。
二十五歲，與十九歲的林先妹小姐結婚。三十七歲，受同事日本文學少女S川老師的刺激，創作第一篇小說『水月』，稍後又發表『筆尖的水滴』。
由於他在成熟的中年，才開始寫作，寫第一篇小說時，就已經確立了自己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此後他寫作觀點沒有多少改變，他的創作觀一向建立於堅固的社會觀，思路清晰，兼有堅忍不拔的文學魂。
民國二十六年，他三十八歲，轉任關西公學校首席訓導，發表小說『歸兮自然』『功狗』『五百錢之蕃薯』。
他是台灣頂刮刮的知識份子，當然對風雲險惡的殖民地社會滿腔忿怒，這從他經常為文向當局抗爭，而受懲可看出。為了保持飯碗，他毫無指望直接參加政治抵抗運動，不惑之年，讓他找到發洩的工具，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民國二十九年，雖以服務二十年敘勳，但看到日本督學肆意凌辱臺籍同胞教師，抗議無效，憤而辭職。
次年，隻身歸祖國，任南京「大陸新報」記者，從此擔任揮舞筆劍的文俠衛冕王的記者生涯。
戰爭末期，他返台從事地下文學，起稿著名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原名胡太明﹚。
此時，由於戰爭激烈，作家紛紛歇筆，唯獨他冒險寫作，直到光復，他儼然成為連繫戰前、戰後臺灣新文學的橋樑，並且成為推動戰後臺灣文學的靈魂人物。
光復後，發表『先生媽』『陳大人』散文『日本應往何處去』，一年後，四十七歲『亞細亞的孤兒』完成，正式刊行，本書被公認為抗日文學的代表作。
『亞細亞的孤兒』是一部不落俗套，雄壯的敘事詩。小說中，寫盡臺灣社會諸樣相，道出臺灣人的悲歡離合，迂迴曲折的命運。有瑰麗的鄉土色彩，並且進一步指出臺灣人未來的道路，內中熊熊的理想，已有偉大必備的架構，可惜技巧，表現方法皆陳腐，阻礙它幾躋入世界文學之林。
此後，他以提攜後進為主，創辦「臺灣文藝」培養許多鄉土文學作家。一般說來，他是屬於陽剛型的作家。
晚年，退休後，到世界各國四處遊歷。民國六十五年，因病逝世，享年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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