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 酒 館

泥土有埋葬父親的香味

泥土有埋葬母親的香味

飄過竹叢落葉亮著

向那光的斜線鳥飛去


─巫永福《混聲合唱》「泥土」




    巫永福，詩人，小說家。三○年代就讀明治大學文藝科時，與蘇維熊、張文環、王白淵、吳坤煌等人籌辦「台灣藝術研究會」，發行《福爾摩沙》親誌，發表小說、劇本等，為三○年代台灣文學政治派與文藝派互別苗頭時，文藝派的重要代言人，也是《福爾摩沙》的主幹作家。

    巫永福，公元一九一三年出生於南投埔里，中學時即赴日本留學，也是文藝科班出身的作家。明治大學文藝科有里見敦、橫光利一、荻原朔太郎、小林秀雄、米川正夫等日本知名作家擔任師資，開啟他的文學視野。參加藝術研究會時，因獲知有埔里同鄉在東京參加日本共產黨被捕下獄，被家人拒絕接濟，出獄後病死異鄉，乃堅決主張藝術研究會一定要有合法的依據。在討論《福爾摩沙》這份機關誌的路線問題時，也因為常遭日警上門監視盤問，有激進與溫和之爭。後來主張走左傾路線的未獲支持，巫永福的合法、非政治、溫和的一派，乃成為台灣藝術研究會及其機關誌編輯的主要路向。《福爾摩沙》的文藝派特色，也成為三○年代放眼都是政治派的台灣文學原野上的一朵奇葩。巫永福日後的文學性格，無論是小說或者詩，也幾乎就在這裡已經十分確定。

    僅僅發行三期的《福爾摩沙》，巫永福發表了兩篇小說、詩作二首和一篇劇本。以他的小說初作──〈首與體〉來看，顯然是接受了現代主義的影響，具有不確定的、內省的、心理描寫的特色，有嘗試穿越表相的人情、人際關係，透視、追索內心的創作意圖。《福爾摩沙》的同人，張文環、吳天賞、王白淵也寫了相同風格的作品，可能走現代主義的路子，是藝術研究會作家經過研討之後，得到的共識。

    一九三五年，明治大學畢業後，返台任《台灣新聞》記者，並加入張深切、張星建主持的台灣文藝聯盟，在其機關誌──《台灣文藝》發表小說及詩作。後來又加盟張文環負責的《台灣文學》，發表作品。巫永福在日治時期的七篇小說及詩作等，都發表在這三個他曾經加盟的文藝組織的機關刻物上。巫永福回台後發表的小說，基本的風格並沒有太大的護化，對人物性格、心理的分析和探討，仍然是他的小說主調，對人性的糾葛、衝突，以及深層的慾念的根源，有強烈的追索意願，與張文環的適度修正，逐漸走向自然主義的情形不同，不過，唯一的例外是〈河邊的太太們〉這篇作品十分不一樣，它接受了印象主義的理論，展現了另一番風貌。可惜，這樣的作品只有一篇，不知道是偶然，還是有意？

    四○年代以後，因任職信託公司及照管家族事業，不再發表作品，逐漸淡出文壇，也避開了皇民化文學運動的尷尬時刻。直到六○年代後期，才加入《笠》詩社為同仁，重回台灣文學的隊伍，主要作品是詩，已能用中文寫詩。出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日巫永福，訌作裡有根深蒂固的漢族情感，他後來也寫了考證的長篇大論，追溯自己的河洛中原血統，因此，他的詩有強烈的祖國意識。一九三六年發表的〈祖國〉，被公認是他這個階段的代表詩作。

    〈祖國〉一詩，把他未曾見過的祖國，當作心靈的夢土，以被人領養的養子心情，殷殷期待祖國能像親生父母一樣呼喚他。一面高聲扑異族統治的虛偽和欺騙，一面高喊著：「還給我們祖國呀！」巫永福重新拿起筆來寫詩時，已經是七○年代了，他也終於在這個時候克服了「以中文思考，用中文寫作」的難題，再次可以用筆、用詩句表達他的種種情懷了。

    一九七七年，吳濁流去世，巫永福接下他留下來的棒子，出任《台灣文藝》發行人，再一次走進文學運動的行列。兩年後，一九七九年，為了鼓勵文學評論風氣，乃創辦了國內第一個文學評論獎──「巫永福評論獎」。一九九三年，成立財團法人巫永福文化基金會，作家永續推動評論獎之機構，同時，基金會還增設了「巫永福文學獎」。一九九五年，出版「巫永福全集」。重出江湖的巫永福，除了寫詩，寫文學生涯回憶和醉心閩南語文研究，對文學運動，尤其賣力。

    雖然戰後的巫永福，只能用詩人定位，但他一直念念不忘自己曾是一個小說家，仍然希望自己還可以是小說家，畢竟他還沒有身信能掌握中文的精髓，只好選擇詩。巫永福的詩，除了深具民族意識，有濃濃的土地情感，也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對時政、社會、人生，常有求全之譭，始終保有書生本色。雖然與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不同，但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因追求完美而發出來的聲音，仍然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巫永福解釋自己的詩觀時說，寫詩，要把握的是詩的精神，要嚴格要求的是詩的本質，內容可以決定形式，詩，以任何型態表現都可以。也許，文藝派只是他青春時期的一道屐痕，整體而言，他的文學還是有嚴肅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