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 酒 館

新唐人電視   2007-7-26 10:01

【新唐人電視臺透視中國組報導】

　　兩千零六年的中國文壇並沒有什麽值得誇耀的作品問世，然而臨近年末的幾個熱門事件，卻給死氣沈沈的文壇增加了不少的話題。一是遼寧著名作家洪峰，因缺勤被停發工資，而在瀋陽街頭當衆乞討。引發了人們對延續了五十多年的專業作家供養制度的質疑。

　　二是詩人葉匡政發表文章稱，中國文學已經死了，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熱烈反響。人們普遍認爲，中國文學的現狀卻是越來越糟；作家和批評家的獨立性喪失，缺乏社會責任感；文學作品難以獲得大衆的認可。

　　就在人們還在爭論中國文學是否已經死了的時候，兩千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重慶晨報』報導了德國著名漢學家顧彬，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的消息。儘管顧彬後來澄清，他說的是「中國當代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學，是垃圾」，然而搜狐網的民意測驗顯示，超過85％的網民贊成「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說法。

　　那麽究竟應該如何評價中國當代作家？中國文學的現狀又是怎樣的呢？請看『大紀元時報』記者鹿豐和『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沖對著名作家馬建的專訪，希望能幫助您瞭解當代中國文壇的真實狀況。



當代中國文學的歷史與現狀


　　【馬建】我想在剛「解放」一直到鄧小平改革開放這個階段，可以說所有的作家是全軍覆沒，留下的只是一個名字，他們的作品他們自己也不敢承認了。我們也看到了像巴金、老舍，從「解放」那天起就沒再寫作品。但是他們還不斷地喊：他們解放了；他們自由了，但是他們再也寫不了東西。可以說中國文學一片空白。

　　【記者】那有沒有起碼一部作品呢? 

　　【馬建】你要説是「金光大道」嗎？什麼「林海雪原」嗎？這只是他們最典型的一種，就是共產黨所說的「社會主義文藝作品」。這樣的作品不可能是留芳百世的，它只是一些共產黨的宣傳工具，宣傳的是一種個人如何服從黨，為了黨獻身的一個概念。所謂的為工農兵服務，實際上是爲了共產黨服務嘛。覺得這足以可以説明在中國在共產黨這種社會，文學是沒有辦法生長。 

　　他們基本上是模仿蘇聯那套體制，就是先是建了一個作家協會，像是正常工作一樣；然後給這些所謂的這個職業作家們一些生活條件。從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這一批作家跟過去老舍、巴金又不一樣了。他們好像是變成一種簽約作家，這些作家也會給他們一個每年的工作量，好像是八萬多字發在省級的文學刊物上。還會給他們一些住房啊電話啊，評級別呀，然後一些榮譽地位。那麼我覺得這種制度是非常恐怖的，這種制度導致很多作家，為了他們這些生活的利益，就放棄了一個作家寫作的立場。包括我們這代-八十年代很多作家一旦加入了「作協」，你會發現他們一點兒一點兒慢慢地消失了。我的那個《拉麵者》這篇小説主要就是描寫了這麼個作家，他腦子裏面想了很多故事，但是他永遠寫不了故事。

　　那麼到了八十年代之後，出現了很多優秀的文學作品，也出現了一批作家，像劉心武這批作家；包括剛開始的王蒙；剛開始的賈平凹，這些作家一開始都不錯，有很多這種衝擊社會的力量。他們描寫小人物的生活，描寫社會對人的壓抑。但是這批作家很快地就被共產黨給吸收進去了，變成了一個體制裏面的一些文化官員。像張賢亮基本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廳級領導嘛；其他的像舒亭也是他們福建省的一個什麼作協副主席，現在都是很高的領導；都是可以說永遠不愁下崗的人，中產階級以上的共產黨的高級文化幹部。

　　在這種制度下，這些作家跟五十年代有個最大的差別，就是他們顯得更開放了；他們顯得就是什麼都可以寫了，但是他們並沒有觸及到什麼都可以去發表。我覺得最巧妙的一點，他們在寫的時候已經知道，那些東西可以寫；那些東西不可以寫；或者說那些東西寫了以後黨會不高興，他們在自己的筆下已經會控制了。而這點我覺得跟那個五十年代那批老作家，基本上是一脈相承。還是就是說在共產黨的這個思維概念裏面，不要有思想；不要有個性；不要有這個走到你內心的那種極端；不要有這種所謂的個人化的東西；我覺得這一點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想這也是反映中國作家，由於他們進入到了這個體制裏面，成爲體制裏的一個即得利益者，他們沒有辦法變成一個獨立的作家，去獨立的思考；或者說他們的這個內心那種寫作的自由，跟共產黨的要求是沒有辦法合拍。或者是矛盾的；或者是對立的；或者就是融為一體的。

　　當時無論是胡耀邦啊，還是趙紫陽，還是鄧小平，有一個階段在八十年代初還是一個開放的社會。那個時候雖然包括我的作品也被查封，但是會不斷的有些作品會突破。被查封，突破，突破，這是八十年代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特點。

　　像《白鹿園》這樣的作品，可以說算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像賈平凹的作品，也算是一個典型；還有包括那個張煒的《古船》啊；也包括這個韓少功的小説啊。他們這一批作家的作品，由於他們內心當時都受到了傷害，或者插了隊，或者這個改革開放以後，被這個西方的文化給衝的頭昏眼花的。他們都會去觸動自己的社會，觸動自己的神經，寫了一些作品。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我發現很多作家就溜走了，盡量的躲開現實了，寫的越遠越好，寫到一直寫到這個清代，這就開始了。那麼現實社會人們觸動的它的這個機會就愈來愈少了，而人們也慢慢的習慣於好像是，文學跟現實不要太貼近。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後，這批新作家像朱文啊，像蘇童啊，畢飛宇啊，他們會比這一代的這個作家又往前走了一步，就是他們雖然不敢觸及共產黨的這個現實社會，但是他們會這個含沙射影，寫一些過去一百年前的中國；國民黨時代的中國，用這樣的方式，讓自己可以存在下去。但這有個最大的一個弱勢，或者一個缺點，就是讓西方人以爲這就是中國文學；這就是中國的社會；這就是中國的現實；而真正的中國的現實反而沒有人去碰撞了。我覺得這是一種誤導，也是害了很多這個西方的讀者，他們從這裏面讀不到中國社會的真實狀況。


當代文學帶給世界的誤解  


　　【馬建】比如説在法國去年是一個中國熱，大陸請了差不多三十二個是多少個這種大陸作家，幾乎是一個很龐大的作家代表團，來宣傳就是社會主義有作家；共產黨社會有大批的作家、文學作品他們的餘華，還是他們的李銳，還得了一個法國的什麼騎士勳章，好像是獲了一個什麼獎。但是，今年這個熱很快就過去了。

　　中國人對中國社會的無知，西方人對中國社會的幼稚。這個幼稚表現在他們那種，以爲中國就應該穿個旗袍馬褂過來，跟你握手，開始喝中國茶，他們覺得這就是中國啊。中國真有意思，到中國去玩去，到了什麼桂林山水，看了看，拍了照片然後一腦子幸福的回憶。這是一種外國人，這種人比例很大的。那麼他們並不知道中國社會發生的事。

　　我在英國的一個朋友，他們收養了兩個中國孩子，這兩孩子是榆林的。所以他會過來問我，榆林是個什麼樣子？我就跟他們講。我要給他們講這些孩子為什麼被抛棄，「計劃生育」是什麼，每年多少女孩子都被扔了，都在街上，都流產了。我都一點點告訴他。甚至有些孩子女孩子都被煮了吃了。他最後哭了，他養了兩個孩子很可愛，他不知道中國是這麼一個背景。

　　所以這個東西也挺可怕的，就是西方人已經接受了這個東西，因爲中國的政治經濟強大，他們以爲中國的文化也跟著強大，這是很可笑的。在中國恰恰是由於它這個經濟快速的龐大，這個思想和人文跟不上去，恰恰是一個變態的社會。而這個變態的社會沒有很強有力的文學作品，去把這個社會表現出來。而這種控制思想，不控制經濟，導致人的這種變態，也是很厲害的。


專制下的畸形與荒誕    
　

　　【主持人】拉麵，是中國西北民間的一種手工製作的麵條，拉麵的手藝不僅展現了民間的智慧，而且蘊涵著生活的哲理。馬建的小說《拉麵者》是一部以「六四」民主運動爲背景的寓言小說。在這部小說中他描寫了一系列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被無形的拉麵者拉來扯去，即沒有了自我，也失去了生命的意義。

　　二零零三年馬建的作品在被禁封十五年後，《拉麵者》終於得以在中國大陸出版，然而作爲代價或者說是妥協，大陸版的《拉麵者》近一千多處被刪改，作者的名字也由馬建變成了「馬建剛」。與馬建荒誕幽默的寫作風格不謀而合，他的作品在大陸的境遇也相當的滑稽和無奈，也許這就是人們所說的「黑色幽默」吧，然而馬建將其稱爲「荒誕社會的紅色幽默」。


【旁白】 

　　荒誕已經嚴肅地成爲了中國人的生活，甚至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其實現實遠比我的小說更荒誕。
    
　　　　　　　　　　　　　　　　──馬建 


　　【馬建】這個小説我名字叫《拉麵者》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像一個面團一樣，可以被拉來拉去，但是他自己並不知道自己被拉來拉去。這個形狀是什麼樣子，不是由他說了算，而是由那個拉麵人說了算。那麼我這個「拉麵者」在小説裏面並沒有出現，我就是要描述這種一種無形的一雙手，可以把所有的中國人都可以拉的千絲萬縷。

　　我為什麼要寫這些小人物的這種命運呢？對我來講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中國社會每一個小人物他們都活的不光彩，他們沒有做人的一種起碼的尊嚴，我不相信今天那些有尊嚴的，或者說活得很光彩的人有一天有一天他説不定也是一個最不光彩的人。趙紫陽也曾經活得很光彩；我說李鵬也活得很光彩；楊尚昆也許活得很光彩，但是有一天他們可能都不光彩。因爲這麼一個可怕的政治制度它不只是吃掉那些受害者，也吃掉那些制定政策的那些人的本人。

　　因爲我跟讀者經常溝通嘛，我發現讀者感興趣的往往是一個故事。他們從中國的這些文學裏面讀一個小説，讀一個小人物的命運，他們覺得不錯了。說這也不都是文學嘛，該寫的都有了。但我不是這麼看。我恰恰認爲他們在專制國家，在一個出版不自由，或者是出版被審查的國家，它出來的作品是非常危險的。因爲它這些東西都具備，但是它不具備思想；不具備一個作家的道德意識，或者道德判斷。讀者在這裡邊讀完了以後，也就喪失了一種道德判斷，這是很危險的。

　　你要是翻翻那些中宣部，或者新聞出版署的文件，你都會嚇一跳。什麼題材可以寫；寫什麼題材不可以寫，發給出版社的那些文件。基本上是歷史、共產黨的歷史從解放那天起都不能寫。那就是說這種它自己製造了一個歷史，它自己又在消滅一個歷史，它必然要養一大批文人，再重新給它塑造一個徦歷史放在那兒，這是一個必然的。就是說，我們一邊喊著「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這個口號；一邊國家在號召、在控制人消滅歷史。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我的書現在在中國也出版了，那麼他們會把所有的這些有點思想，有點這個「刺」的這些痕跡吧，全都給你打磨掉了；全都給打磨掉了，改得我都不敢認識。比如説我那個「亮出你的舌苔」後面不是有個天葬嘛，那麼這在我在「紅塵」裏面也有描寫。一直到這個女的到最後天葬。但是在現在中國的出版物裏面，當我走到那個房間裏去看那個將要天葬那女孩子的屍體的時候，他們改成那女孩開開門對著我微笑，結束了。

　　我的書被他們禁止了十五年都不能出版，那麼有一點點突破，有一點點聲音，比如説你的書是一百最後能進去二十，那也比是個零好。這是我做的妥協。為什麼呢？因爲我同時有別的版本出版嘛，在香港在臺灣都是我的原版一個字不改，那我就不怕了。如果要是說中文的世界，只是一個共產黨國家的一個世界，那我就不敢出了，因爲出了以後只是一個版本，我自己都害怕嘛，我也不會送朋友。但是你有別的版本，可以放在那裏歷史可以見證在一個荒誕的社會竟然能出來這麼一個荒誕的版本，這不挺好嘛。完全足可以見證共產黨是在消滅思想；是在消滅個性；消滅創作自由。這些個完整的版本可以説明這個問題。

　　那麼這種詞彙的封鎖；這種專制的這種各方面的這種控制，把新一代的留學生或者新一代中國青年跟中國歷史是完全割斷了。你給他講這歷史，他們覺得沒有必要了。他說，你這些故事都太殘忍，我們憑什麼要知道。

　　我在那兒講我的「拉麵者」的時候，因爲提到問六四的時候，他們就會提問：什麼是「六四」？而他們那個年齡，正是那個年代出生，他們根本一點都不知道。我想他們的父母也不告訴他們；當然共產黨更不會告訴他們。舉個例子，趙紫陽去世了，我要是問我妹妹的孩子，她乾脆就說趙紫陽是誰呀？十八歲的人不知道。一些愛好文學的根本也不知道高行健是誰，因爲網上的封鎖非常厲害，那麼這個問題對於年輕一代我覺得是危害非常大。

　　舉個例子「九一一」。「九一一」，我記得這個我在英國看到的，就是英國人那幾天是不相信政治家了，他們在報紙上採訪的都是一些作家，讓作家出來説話，告訴我們社會出了什麼問題？人類的價值觀念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怎麼會有這麼殘忍的事。出現作家開始出來説話，因爲政治家大家不相信了。

　　但是你想一想，在中國這樣的社會，這些中國的名作家，什麼時候替中國社會發生的事情站出來説話，更不用說他們反對政府的聲音了。他們甚至沒有提中國的任何一件歷史事件，出來說出自己的態度，你認爲這不是作家的悲哀嘛？你還認爲這樣的作家有思想嘛？你還會看他們的作品嘛？

　　我想，當一個國家的新聞出版不自由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看那個報紙。當這個國家出版是被查禁的，是被審查的，我們不因該在讀這個國家的書。我認爲都是有毒的，特別是那些獲了獎的。要讀我們最好是讀那些，經常被他們查封的、有問題的，他們認爲是「肉中刺」的那些書，那可能是恰恰是真正的中國社會活下來的一些文學作品。


斷了脈的中國文化


　　【馬建】我覺著最厲害的是共產黨是三教齊滅。因爲在歷史上皇帝無論他怎麼滅，他也只是滅其中一個，有的滅佛；有的滅道；有的控制儒家，但是從來沒有說把三個教一塊滅掉。因爲畢竟它把這三個教滅了之後，也就斷了中國的這個脈。你讓我看中國最近這個半個世紀或者五十年，我認爲對中國文化已經完全切斷了，我們現在再恢復是非常吃力。因爲我從我的父母身上也得不到；我父母可能從我爺爺身上也得不到了；或者說我跟我們的下一代，能不能再傳承中國文化也是一個問題。現在無論你說仁、義、理、智、信，在中國人身上可以説是個零。新一代的留學生或者新一代中國青年，可以說沒有信仰。他們非常恨自己，只好用那種民族主義來把自己這種自卑也好，各種情緒就全部放到那裏去了。要中國的民族強大；你罵共產黨，說你罵了中國，這種非常可笑的這些概念，全混到他們腦子裏面。這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我面對中國的年輕人，沒有辦法對話。他們認爲這個他們這一代更代表中國，就是說我們現代化的中國完全跟西方沒有區別。我們講的英語；我們的思維，我們跟西方沒有什麼區別。我們國家有的，甚至西方沒有的，我們都有。至於政治嘛，共產黨好一點，壞一點，西方不也一樣嗎，也是好一點，壞一點，跟我們沒關係；專制不專制也沒多大差別。

　　因爲他們從來沒有接觸到文化，沒有接觸到思想，當然沒有問題。我跟他們說過，中國很多書是被查封了，是被禁止的。我說如果你過海關的話，你帶本共產黨不喜歡的書會被查封的。我說，另外一個國家會嘛？他不會去對比。我說你知道嗎？他說他不知道。就是說中國人對自己的社會無知。

　　我在臺灣吧有一次正月十五，我看到那些地攤上在那兒賣那些小吃的，我去找那個湯圓，沒有了。其中有一個就跟我說，你到超級市場上去買一盒，你到我這來，我給你煮。就這樣的人情味吧，我特別去懷念，中國社會這恰恰是應該這麼一種東西，而這樣東西在中國社會你現在很難找得到了。你經常可以看到的人和人之間是不信任，就共產黨導致的這種人與人之間不再信任了。你要信任一個人，你肯定要倒楣的。鄰居被抓走了沒有人去管的，大家認爲沒有抓到我頭上，就像那個子彈沒有射到我身上，我能躲多遠能躲遠。這種道德意識的喪失，你不能說中國還有這種傳承，這種傳承要慢慢地找回來，不是一兩代人能夠做到的。

　　我印象中很深的，就是我到埃及，我看到的一些古埃及文化，跟現在的埃及人之間是沒有關係的，那麼他們只是把它作爲一個旅遊點，一個博物館去參觀。他們的無論是這個多偉大的作品，但是跟人的心靈，跟現在活著的人的心靈沒有關係，它畢竟已經是這個伊斯蘭教的一個文化了，跟國際文化沒有關係了。我想我們也面臨同樣的一個處境。而我現在回到中國也非常明顯的感覺到，我們老是說我們的長城偉大，五千年文化，最後其實是一個旅遊項目。我們中國人幾乎沒有人看京劇嘛，我們同學在一起聚會我也沒見過她們穿旗袍嘛，我們跟這些文化實際上關係不大了。但是從這裡面，我門如果能通過一種信仰，通過一種宗教，去不斷地把這種東西再找回來，這不是一代人兩代人的努力。

　　【主持人】馬建的多才多藝，名不虛傳。他出版過詩歌，辦過畫展，做過設計師和攝影師。其攝影作品曾獲北京影展一等獎；香港攝影藝術雜誌金牌獎。然而馬建又是一個命運多舛的人，追求自由的執著，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深刻認識，使他經常與現行體制發生衝突，成爲管制和監視的物件。一九七八年他的個人畫展在北京被查封；一九七九年因人體廣告攝影被拘留；一九八三年作爲文化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典型被關押。一九八四年馬建被迫辭去攝影記者的職務，離開北京，開始了他近三年的流浪生涯。在回顧那段經歷時，馬建這樣寫到……


【旁白】


　　在狼群中生存，你只能也披著狼皮。慢慢自己也變得粗糙和不誠實了。 

　　在沒有同情心的人海中旅行，是比登雪峰還困難的探險。

　　十萬多公里的旅行，我驚訝中國地貌的豐富神秘，更驚訝人民被專制得麻木無知。恐怖像瘟疫一樣染遍每個心靈，每個村鎮，哪裏怕是邊遠的少數民族。在狼群中生存，你只能也披著狼皮。慢慢自己也變得粗糙和不誠實了。
　　　　　　　　　　　　　　　　　　　　　　　　　　──馬建


　　【主持人】一九八六年馬建結束了他近三年的流浪生涯，移居香港，並陸續完成了幾部以這段流浪經歷爲素材的小說，如描寫西藏風俗的小說「亮出你的舌苔」；反映改革開放後底層人們心態變化的小說「紅塵」等。其中「紅塵」的英譯本，榮獲了兩千零二年，英國托馬斯‧庫克，國際旅行文學獎。一九九七年馬建離開香港，移居歐洲，現定居英國。


文學就是見證  


【旁白】


　　如果你對你的時代視而不見，你不能算是一個作家，更不能說你是個文學家。 
　　　　　　　　　　　　　　　  　　　　　　　　 ──馬建


　　【馬建】九七回歸，我最反感的就是因爲五星旗插到了香港，所以我離開了香港。九七是七月一日吧，七月一日我當天就在香港搞了個地下詩歌朗誦會，我宣佈自己非法。因爲他們合法了，他們在香港合法了，我理所當然就應該非法。

　　我為什麼寫作？就是我必須見證歷史，必須見證我活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的。那麼我想當你從一個人在監獄裏關了十年出來以後，你不可能不寫監獄。你玩風花雪夜，那都是假的嘛。你的心態也不一樣了，你整個是一個悲情的。 我在中國時候的經歷就是這樣，我不能不面對八十年代的中國，這是我三十歲左右記憶最深的一個社會。我不能不描述它。那麼我不強求別的作家也是這樣。

　　比如説，現在的年輕作家，他們生活很簡單，到大學泡妞就可以寫一本書，是吧。哪怕是脫衣服，那個叫什麼木子美也可以寫書；『上海寶貝』什麼性開放，吸毒，也可以寫書。無所謂，那都是流行小説。但真正的嚴肅作品，我覺得有個最重要的一個判斷標準，就是你不能誤導讀者，你的小説在一個道德意識上你必須誠實，你必須面對你自己的真實，如果你在這裡邊撒了謊，我覺著這本身就不是文學。文學必須是誠實的，而且當一個現實被你描述下來之後，它比真正的現實還重要，因爲真正的現實隨時有消失了，這個現實被記載了，是不動了。你能不認真對待它嘛。

　　而在體制裏面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叫反腐文學，又是一個新的文學品種。跟它們什麼美女作家，寫什麼性開放的小説是互相對稱的。它看起來是在這個揭露社會，與這個社會好像是達成一種這個輿論監督或者什麼，起到一點這種替百姓説話的這麼一個角色。但是實際上我讀了幾部，包括他們已經拍的電視劇，它最後的結尾，還是說黨很偉大。有黨這麼偉大的黨，最後把那些壞人給清除出去了。

　　但是在中國人已經完全麻木了，當他們看到這些貪官被清除出黨的時候，他們反而拍手稱快；反而很高興，你看還是黨英明，只是地方上的一些小壞人在搗亂。我覺著這種誤導也挺可怕的。因爲真正的共產黨的惡沒有人去碰撞它，真正的制度上的腐敗沒有人去觸及到這個問題，這反而是比較危險的。


作家的社會責任


【旁白】


　　寫作是內心最真實的呈現，換句話說，作家是時代的心靈報警器，而作品就是時代的産物。
　　　　　　　　　　　　　　　　　　　　　　　　──馬建


　　【馬建】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西方雖然有很多流行文學，但是它終極對這個作家的這個群體是尊敬的。因爲作家是唯一批評這個社會的。它脫離於政治之外。作家基本上是一個評價道德的一種工具。就是當他在塑造一個人物，在寫小説的時候，他背後畢竟有一種意識，這種意識就是對人的同情和憐憫。而西方人在閲讀小説的時候，這點恰恰是很重要的。他首先信任你，信任這個作家，其次才會讀你的書。如果他覺得你不誠實，他不會讀你的書的。

　　那麼中國的作家恰恰就缺這一點，他們自以爲自己是一個作家，但是當他們面對中國的社會，他們從來沒發出過聲音。他們從來沒有自己的態度，我不是說非要有一個政治態度，你沒有一個做人的態度，基本上是消失的。這樣的作家，怎麼能會跟西方的作家比呢。

　　在中國很多作家現在不寫作了，他們只要有了錢以後他們活得很好。我的一個朋友說有的作家以前是很苦的那種詩人，也反叛社會，現在有了錢以後，吃一個檳榔，一張口就旁邊專門有個僕人給他放到嘴裏。就是說這個社會吧，那種物質就可以把人給分化了，因爲它不允許你思想。

　　一個作家你必須對你的社會承擔一部分責任，這個責任不是說你要去改變這個社會，但是你要批評這個社會。

　　那麼這在西方的作家裏面，你們隨便看看報紙這是經常出現的事情，或者說這是作家的職業。因爲你不能要求一個牙醫寫文章批評社會吧；你不能要求一個政治家説話，往往人們不相信。那麼作家就是寫人與社會的關係，這是他的職業道德，他必須有他的態度，而這一點中國作家恰恰沒有做到；而這一點恰恰是作家作爲它的這個職業道德是最重要的。我恰恰強調一個作家除了你的文學性之外，你的這種批判意識；你的道德關懷，始終在你的文學裏面，因爲這是文學的靈魂。

　　我們看到歷史上的作家、詩人，你從屈原開始，一直你可以到曹雪芹；一直到魯迅，你都可以看下來，一直是反叛體制的；一直是作爲一個政治的一個反對者出現的。或者說當時是反封建，也好或者反某一個皇帝也好，他始終是一種對抗的力量。你們看看杜甫的詩，你就可以讀出來了，它整個就是一個唐代的老百姓的歷史。你看看曹雪芹的『紅樓夢』，無論是每個人物的命運，還是整個的社會的背景，他都可以用文學的方向去表現出來。文學怎麼可能能夠脫離社會呢？我認爲文學就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如果你做不到這一點，你寫作還有什麽意義呢，你可以去畫畫嘛，可以搞其他的工作。

　　在一個政府的體制的要求下去寫，我認爲畢竟是不會是個流芳百世的作品。而中國的文學傳統跟這樣的文學傳統是格格不入的。所謂的中國文學傳統，實際上是一個反傳統的傳統。但是現在的文學恰恰是混在一個專制裏面的一個傳統，要想說我們要接上中國文學的傳統，我們只能脫離這個傳統。在這個傳統之外。


自由之門需要衝撞    


【旁白】


　　在極權社會，作家是唯一能用筆說實話的人，不是非要捍衛什麽，而是對生存環境表達人起碼的要求，對社會的不文明表達看法。 
   
　　　　　　　　　　　　　　　　　　　　　　　　──馬建 


　　【馬建】毛澤東時代像林昭，她可以直接就被槍決了嘛。那麼死的人太多了，基本上是死。那麼到了八十年代鄧小平時代，你可以進監獄。那麼到了九十年代，它是另一種方法了，就是可以開除公職。進監獄的比例比，九十年代比八十年代要少一些了，但是它會對那些特別不出名的作家，會非常狠。

　　比如他們最近把新疆的一個作家給判了十年，他寫了一首長詩叫什麼『野鴿子』。判十年很厲害的。因爲它裏邊描述那個野鴿子回到了那個被圈養的鴿子那裏去，發現這不是真正的命運，跟它們對話，那麼最後也被人給抓到裏面，最後它寧可死在裏面。那麼也是什麼顛覆國家罪呀，搞不清楚，最後給判了十年。西藏那個女作家，唯色。乾脆就把她的書給查封了，然後採取這種撤職，要求她去寫那種建西藏公路什麼的。它這種懲罰就不像以前那麼恐怖了。

　　也就是說，作家們應該可以再開放一點，你不能說都能夠讓共產黨打開這個牆，對吧。這個牆，如果大家都不去撞它，永遠是個死的。我是這麼看，就是說這個極端要靠你作家自己去突破，你突破一點，它就要讓一點。

　　我不是說鼓勵大家都要去進監獄。你看我舉個例子像那個捷克，他們當時反叛捷克共產黨的時候他們有地下雜誌；有人在那看著門，他們在裏面真的印雜誌。他們會把很多海外的這些流亡作家，像昆德拉的作品，悄悄地印了以後就在國內發行。

　　作爲思想界來講，作家也應該起這個作用。因爲作家就是靠思想活著的，你何必不創造一個思想更自由的一個天地呢，你不突破誰來突破啊。我們海外的當然盡量突破，因爲我們完全自由。國內作家一突破，有的進監獄，有的給抓，但是如果大家都做，做的人越來越多的話，它也就不太容易再抓了。

　　那麼這樣的處境，我想作家應該自己做出選擇。你或者成爲這個體制裏面的一分子，妥協寫他們不必查禁的沒有什麼思想的那些作品；或者你要完成你個人的歷史使命，想怎麼寫你就怎麼寫，哪怕發表不了，也要去觸動你自己內心的那個極端。也就是說，只有達到了你內心的那種極端的自由，你才能寫出最好的作品。如果你自己遮著、掩著、蓋著，我不認爲你的作品在讀者那裏能產生什麼共鳴。在中國我認爲，除非是一種反抗這種專制的這種寫作方式，或者這種控制思想的這種要求，否則的話我不認爲文學會有什麼出路。

　　【主持人】兩千零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國作家協會第七屆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出席開幕式並發表講話說，要建設「和諧文化」。中共總理溫家寶也到會發表講話說，「要提倡講真話，反映真實的社會現實」；「提倡公平正義，爲每個人自由發展創造良好環境」。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邊「和諧」和「講真話」的話音未落，那邊限制真話的不和諧之聲，就從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發出。

　　兩千零七年一月十一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宣佈，禁止八本有關中國大陸當代及現代的歷史書籍出版發行，並對出版社及相關人員予以處罰。著名作家章詒和，描寫梨園名伶傳奇人生的小說『伶人往事』，在出版期間，爲配合出版社通過新聞出版總署的審查,曾主動刪除了三萬多字，但最終也難逃一劫。

　　「禁書」是專制社會的特有現象，只要極權制度存在，言論和出版自由就只能是美好的願望。非常不幸的是，中國大陸作家所面臨的是世界上最極權的政府，以及最專制的統治。然而自由之門需要衝撞，不在沈默中爆發，就會在沈默中死亡。

　　禁令頒佈後，其作品屢遭刪禁的章詒和女士不再沈默，率先發表聲明表示抗議，並狀告新聞出版總署，要求撤銷對其作品的封殺，但被北京市高等法院拒絕受理。章詒和呼籲中國作家，要具擔當精神，勇於站起來維護自身權益。大陸網民及海內外各界紛紛加入聲援章詒和女士的行列，一場爭取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公民維權運動正在進行。

　　時代需要作家，人民需要作家。中國大陸的作家們，請勇敢地承擔起歷史賦予你們的使命和責任，真實地記錄歷史，反映民生，揭露黑暗，見證未來，做一個無愧於時代和人民的作家。


【旁白】


　　不管多艱難，我都要一路走下去，路可以丈量你的生命，你走得越遠，活得越長。
  　　　　　　　──馬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