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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林亨泰的詩與詩論

   ――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對話

趙天儀

一、引  言：林亨泰簡介

林亨泰，一九二四年生，台灣彰化北斗人。筆名亨人、桓太。台中州北斗公學校暨高等科畢業，台北中學（今泰北中學）肄業，台北帝國大學附設熱帶醫學研究所「衛生技術人員短期養成所」結業，戰後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曾任教北斗中學、彰化高工。退休以後，歷任東海大學、中興大學、台中商專等兼任日文講師。

出版詩集，有《靈魂的產聲》（日文）、《長的咽喉》、《林亨泰詩集》、《爪痕集》、《跨不過的歷史》等。詩論集有《現代詩的基本精神》、《找尋現代詩的原點》、《見者之言》。教育論著《J‧S‧布魯那的教育理論》，譯有法國馬洛的《保羅‧梵樂希的方法序說》。呂興昌編有《林亨泰全集》十冊，已由彰化文化中心出版。

二、從現實主義出發

如果我們以林亨泰為中心來看台灣現代詩史，林亨泰一向認為他是從「銀鈴會」、「現代派」到「笠詩社」，因此，很多評論者都認為他是台灣現代詩史的見證人。那麼，我們要嘗試來討論林亨泰的詩與詩論，我們一則需討論他所經歷過的這三個重要的時期。二則也需回顧他的詩與詩論，尤其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對話。那麼，我們從現實主義出發來看他的銀鈴會時期。

（一）銀鈴會時期

朱實在「潮流澎湃銀鈴響──銀鈴會的誕生及其歷史意義」一文中說：「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本無條件投降為界，剛好可以把銀鈴會的活動分為各段擁有三年半的前後兩個時期，前期自一九四二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後期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1]

張彥勳在「銀鈴會的發展過程與結束」也說：『就在日本的侵略戰爭進行得如荼如火的當兒，像一顆慧星突然出現在當時台灣文壇的一個文學團體，那就是由張彥勳（紅夢）、朱實（ひなどり生）、許清世（曉星）三人創辦的「銀鈴會」』[2]。

「銀鈴會」，可以分為戰中的銀鈴會前期與戰後的銀鈴會後期。「銀鈴會」在前期創刊了「ふちぐさ」（緣草、花園的邊緣草），在後期創刊了「潮流」，前後活躍了約七年的時光。同仁計有張彥勳、朱實、許清世、詹明星、謝維安、陳茂霖、張慶坤、陳瑞豐、林亨泰、詹冰、蕭翔文、許龍深、陳金河、張有義、陳素吟、錦連等。成員有台中一中，台灣師範學院以及台中、彰化等地的文學青年。在四六學運發生時，「銀鈴會」被迫解散。被逮捕的被逮捕，逃亡的逃亡，經歷了白色恐怖。

林亨泰曾經說，「因此，銀鈴會的同仁可說是：在日本人最黑暗的時候當了日本人，中國人最絕望的時候當了中國人。」[3]，雖然有一部份「銀鈴會」成員，在一九六四年「笠詩社」時復活了。但也有許多人改變了前途。朱實經過中國，現在任教於日本岐阜經濟大學。詹明星曾任國民政府駐日外交官。張有義，改名為張克飛，現任中國對台辦公室副主任，台灣同盟會會長。陳素吟著有自傳性長篇小說「永遠二等兵」，可惜已逝世。繼續從事文學創作的，計有詹冰、蕭翔文、張彥勳、林亨泰、錦連等。蕭翔文、張彥勳都已逝世，不過，都留了相當多的作品。

因此，林亨泰是銀鈴會後期重要的同仁，日文詩集《靈魂的產聲》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茲選「人間的悲哀」第二首為例：

從這首詩的表現來看，無疑地，林亨泰是從現實主義出發。「銀鈴會」的顧問，也是他們的指導老師楊逵說：『……抒情作品也要立腳於現實，我們要反對用頭腦想出來的抒情，但是尊重用「足」──「經驗」領會的抒情。』[4]蕭翔文也說：『楊先生在擔任「新文藝」主編時，大力提倡「用腳寫」，意思就是要寫自己親自經驗的事情，這樣寫出來的才是「真」的東西。這樣的作品才足以有力量去感動他人，讓他人也能夠產生出力量。』[5]林亨泰在「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們──從《銀鈴會》談起」一文中說：「銀鈴會與楊逵先生之間的關係相當密切，並受到他的影響很大。至少由兩點可以看出：一為對殖民地統治的懷疑與痛恨。……一為現實主義的傾向……。」[6]在銀鈴會後期比較活躍的林亨泰都肯定了楊逵對銀鈴會的影響，相信林亨泰也不例外。林亨泰也是從現實主義出發，該不是陳映真所批判的『唯美主義文學：「銀鈴會」』罷！[7]

三、現代主義的反思

戰後台灣，在政治上，一九四七年經過了二二八事變，一九四八年四六事件，直到一九四九年，國共鬥爭，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全面崩潰，然後，才撤退到台灣，已經下野的蔣介石總統卻在一九五○年三月復職視事，且高舉「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並推行「戰鬥文藝」。

日本廣島大學三木直大教授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園一九九八年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發表了一篇「關於林亨泰的〈美國紀行〉」的論文。三木教授說：「大東亞戰爭是，對台灣來說（是）中日戰爭，中日戰爭的贏家是台灣」。這一段說法，我不同意，我以為台灣是輸家。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時，台灣也是在戰敗的一方，搖身一變，台灣忽然變成戰勝的一方，使台灣人民沒有反省的機會，其實是在輸了的一方。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最寒冷的冬天，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在國共鬥爭中，國民黨戰敗，台灣也是在戰敗的一方，卻跟著國民黨高喊反共復國，因而失去了另一次反省的機會。總之，兩次台灣全輸了。[8]

紀弦來台灣，一九五二年，創刊「詩誌」。一九五三年，創刊「現代詩」。一九五六年宣佈成立「現代派」，在「現代詩」第十三期、第十四期公佈參加的名單，共計一○二人。

紀弦說：「我給台灣帶來了詩的火種，在此以前台灣並無所謂什麼詩壇，也談不到什麼文藝界」。[9]因此，陳千武批評這個看法說：「當時紀弦對台灣的實情不瞭解，跟軍閥獨裁者一樣，抹殺了台灣過去的文化。」[10]事實上，台灣傳統詩，自沈光文來台，將近三百年，已有傳統詩的歷史。而日治時期後半期，台灣新文學運動，自賴和、張我軍、王白淵等以來，也有七十多年的新詩發展史。因此，陳千武提出兩個根球說；一是自日治時期以來的新詩，一是戰後移植過來的紀弦的火種說法，兩者在五○年代的合流。陳千武批評紀弦又說，「這種無知的放恣，完全失去現代詩人的人格與嚴肅性。尤其他的優越感，卻毫無察覺台灣詩人林亨泰施展什麼法術參與現代派，引起他們刮目相待，使現代派運動掀風播浪而達成其意義與旨趣。」[11]

林亨泰在「現代派運動與我」一文中說：「我曾經參與一九四○年代銀鈴會的文學活動，滿懷著社會改革的熱情。」[12]林亨泰在銀鈴會後期的作品，是一些「社會詩」、「心理詩」及「鄉土詩」，證明了他是從現實主義出發。

然而，在「現代派運動與我」一文中，林亨泰又說：『但是，我卻在〈中國詩的傳統〉一文中清楚地提出「現代主義即中國主義」這種看法，這是參照T.S.艾略特、高克多、愛得加‧A‧坡、高本漢等人的理論，從「（一）在本質上：即象徵主義。（二）在文字上：即立體主義。」』[13]林亨泰在現代派時期，創作了「符號詩」，提出了「符號論」。在他的「爪痕集」詩集中，第二輯（1956─1957），共選錄了「房屋」等十三首作品。試以他的「房屋」這首詩為例：

紀弦在「談林亨泰的詩」一文中說：『這是「看」的，不是「聽」的。這是訴諸「視覺」的，不是訴諸「聽覺」的。是構成的，而非邏輯的。是直覺的，而非理念的。還有，立體主義的原理，在這裡，也適用的。……總之，作為一首符號詩的「房屋」就是房屋，用眼睛去理解吧！」[14]

記得「房屋」發表以後，在新生報副刊，雜文家鳳兮批評這首詩時，以一首「火車」諷刺地回應：

這首作品，只能說是對「房屋」的一種諷刺的即興的調侃。跟林亨泰的「房屋」無法比擬，在此，我只是提出來作歷史的見證。林鍾隆在「《林亨泰詩集》的風貌」一文中說：『林亨泰的詩，應該歸於比較難讀的詩，但不是不可理解的那一種，……。原因是，他的詩，不使用「敘述」的方法，不用文字組織起來的「句子」的「意義」傳達給讀者。』[15]所以說，「房屋」是表現的，需用視覺來直覺的。因為它並不一定要傳達某種固定的意義。

在參加現代派運動以後，除了「符號詩」以外，他在「創世紀」詩刊發表了一系列的「非情之歌」，約五十首作品。因此，他的知性的主張，他的創作的實踐，使林亨泰在現代派運動中，被認為促成了紀弦的狂飆，也許就是陳千武所謂的法術。

綜觀現代主義的倡導，紀弦與林亨泰的唱和，固然也形成了所謂詩壇上兩個根球的結合。但是，現代主義究竟包含了那些？象徵主義、立體主義以外；意象主義、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新即物主義也算在內嗎？林亨泰所說「現代主義即中國主義」，實在令人高深莫測。簡言之，五○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究竟給台灣詩壇帶來怎樣的影響？似乎值得挖深探討下去。而林亨泰在這個時期所扮演的角色，而今回顧起來，是非功過又如何？都值得進一步來加以討論。

四、從中國現代詩到台灣現代詩

台灣詩壇，通過早期的「新詩週刊」，然後，形成「現代詩」、「藍星」、「創世紀」三詩社鼎立，雖然詩路不同，主張相異，但在「中國新詩」、「中國現代詩」這個正統名號下，卻相當一致，所爭的常常是詩壇霸權而已。

但是，自從一九六四年，吳濁流創刊了「台灣文藝」以後，台灣文學這個名稱，彷彿逐漸開始解凍了。「中國文學在台灣」就逐漸地退位了。

同年，笠詩社，由吳瀛濤、陳千武、詹冰、錦連、林亨泰、趙天儀、白荻、黃荷生、杜國清、薛柏谷、王憲陽、和古貝等十二位發起人所創立的。事實上，薛柏谷、王憲陽和古貝相繼離開。第一位加盟的是李魁賢。在發起人中，林亨泰、錦連、黃荷生、薛柏谷是曾經加盟現代派的，李魁賢也以筆名楓堤加盟現代派。可見笠詩社也有部份同仁並非參加現代派的。在銀鈴會時期，台灣詩人陳千武、吳瀛濤、周伯陽都是獨行俠。

林亨泰主編「笠詩刊」，是第一期至第六期，並規劃「笠下影」、「作品合評」、「詩史資料」等專欄，撰寫「卷頭言」的社論，「笠下影」則撰寫了八位詩人及其作品評介。林亨泰取了「笠」的名稱，很鄉土味；然而，他的評論卻還是現代主義的取向。可以說，他又開始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結合與對話。「笠下影」後來由趙天儀繼續執筆，約評論七十位詩人。趙天儀並以柳文哲的筆名，開闢了「詩壇散步」，撰寫詩集的書評。所以，林亨泰有計劃編輯的功勞，但很快地就交由白荻、陳千武、趙天儀、李魁賢等繼續編輯。

林亨泰在「笠詩社時期」，中間因身體不適，中斷了十多年，但他還是繼續創作，撰寫評論，詩史回顧等工作。林亨泰的詩論，最有系統性的作品，該是《現代詩的基本精神》這一部詩論集，他提出了：A：從散文的次元到詩次元的理由──亦即由題材美的滿足到詩美的滿足。B：「真摯性」的岐路──從「自然的語言」到「人工的語言」。C：大乘的寫法──第一階段，學校的作文；第二階段，醒目對象物的俘虜；第三階段，世界公民的心聲。[16]，在這一部詩論集中，林亨泰以「真摯性」為中心來加以論述，他從五四時期的胡適、徐志摩的新詩，討論到現代派紀弦以及創世紀同仁的作品。算是他對現代主義的一個回應。

在「笠詩社」時期，林亨泰一方面回到現實主義的素材，一方面還是繼續他對現代主義的實驗。試以一首「台灣」為例：

在離開台灣時，讚嘆台灣；「啊，妳是美麗的」。回到台灣時，感嘆台灣；「啊，妳是髒亂的」。前後形成強烈的對比。也表現了林亨泰疊句和對比手法的應用，來突顯他對台灣的感受。

在台灣，「中國現代詩」逐漸地變成「台灣現代詩」；「中國現代詩選」也逐漸地被「台灣現代詩選」所取代。林亨泰不但肯定了台灣文學，而且也肯定了台灣語言，作為台語詩的支持者。所以，在「笠詩社」崛起，台灣精神抬頭以後，林亨泰也多方加以肯定與支持。

我以為以林亨泰為中心，看台灣現代詩史，當然還不夠周延，但以他自己所肯定的來看，也可以看出他把自己定位為一個重要的詩人。當然，以詩選、詩社、詩史等各方面來反思，一個真有成就的詩人，該是靠他自己的作品來決定的，我們對林亨泰的詩與詩論，在台灣詩壇上的成就，應作如是觀。換句話說，林亨泰在所謂重要詩刊以外，他應有自己獨特的位置與風貌，才是一位重要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