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 酒 館

圖：Hacken

    這篇是舊作，寫時與二哥尚住在新店大哥家中；1999年端午節前不久，終於找到了現在的居處，一住至今。算算不過七年多一些，因為二哥找到對象成了家，而現居處不適合住家，討論結果決定將屋出售，於是我又要搬家了，只是，這次是我獨自離去，心情份外感慨複雜。

    從小到大一直在搬家，從父母帶著我們、到哥哥們帶著我，終於到這一天，無法避免的面臨獨自搬遷的命運──雖然我習慣獨居，也喜歡獨居，和家人住在一起時，泰半時間我都在自己房裏聽音樂、看書和做夢，只是不斷遷居的生活，真的令人感覺到累，就像某位朋友形容的「那樣的不踏實感，就好像腳從沒踩在地上過」。於我，便是那樣感受。那位朋友與家人同住，從未搬遷過，於是我揣想，在「現實」與「心靈」應有某部分相同相通吧，都有一株樹苗，都需落土向下紮根，才能成長、茁壯、開枝散葉，生命才能開花結果……

    
    每當有人問我：妳家住哪裡？我回答：家住台北，但老家在彰化……；若那人是問：妳是哪裡人？我則回答：彰化社頭，但生長在台北……。「家」的定義於我有時很難界定，大抵和我成長過程中不斷的搬遷有很大的關係。
   
    記憶中第一個家是在承德路上的一幢二樓公寓。當時父親在一樓經營車行，二樓是房東，而我們則睡在頂樓加蓋的小房間裡。那時候的承德路尚未拓寬，路上車子並不多，平時小孩子們都會在房子和馬路間的空地上玩跳房子、丟沙包，有時鄰居洪伯伯的帆布小貨車在時，我們便會爬上車子玩官兵捉強盜的遊戲；附近的房子都不高，印象中最高的建築物是南京西路上的陸橋。
   
    住在這裡印象最深的是「吃」。媽媽說我小時候食量很大，一餐可以吃下一條白土司，但我特別記得的是晚餐；小時候的我很好養，通常是一碗醬油拌飯、一碗糖拌飯，吃完糖拌飯後又對醬油拌飯的味道意猶未盡，於是又吃了一碗醬油拌飯、一碗糖拌飯，在幼稚園時我的個頭比其他同學高很多，或許和我當時的食量有很大的關係。除了家常便飯外，圓環的燒肉粽是哥哥們最喜歡吃的，而我獨好南京西路上賣的日本烏龍麵，其他像「滋養」的小西餅、寧夏路的路邊攤都是害人做夢流口水的「罪魁禍首」。
   
    到了小學一年級下學期時，父親收掉了車行的生意搬到長安東路，我們也跟著從日新國小轉到了長安國小。
   
    住在長安東路時，開始「聽」見聲音。因為房子後面便是鐵軌，每隔一段時間就聽見「嗚─嗚─」不久「轟隆─轟隆─」的聲音，於是知道又有火車經過了。除了定時的火車聲外，隔壁的鐵工廠也很熱鬧，超出人類耳膜所能承受的刺耳鋼鋸聲，總讓我想起魔鬼尖銳細長的指甲在玻璃上刨刮──「吱嘰──」，彷彿身披黑色長袍看不清楚臉的惡魔，正在我的背後刨磨他的鐮刀，一邊還露出尖牙詭笑。
   
    除了震耳欲聾的聲音外，河堤旁夾竹桃的香味是股奇香，你很難想像那麼柔軟削瘦的一棵樹上的幾朵花，居然可以有那麼大的魅力，每天蠱惑一個八歲小女娃等待下課後經過她的身旁去聞香，當時相信夾竹桃是桃花仙子下凡幻變而成，聞她的香氣可以讓我像她一樣美麗大方；有一回，看到一隻死貓被吊掛在樹上，父親說：那哪有什麼，妳沒聽老一輩的人說「死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嘛，是嗎？我總覺得那隻貓是因為離夾竹桃太近才被香死的。
   
    不過，我還沒有機會靠近夾竹桃便又搬家了，這回一搬搬到彰化奶奶家，那是在一年級快結業的時候，二次轉學剛好都碰到寒暑假；經驗告訴我：新老師對轉學生通常都不會太嚴格，所以轉學就等於表示開學時可能不會被「追討」作業，小時候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寫作業，既然轉學就可以不交作業，當然高興得舉四肢贊成。
   
    奶奶家其實並不陌生，每年逢年過節或到寒暑假時，我和哥哥們都會回去渡假，尤其這回父親為了工作留在台北，說轉學其實是「放牛吃草」，我也樂於當個在庄腳生活的「台北囝仔」，理所當然的接受同學們投來欣羨的眼光，同時體驗搭火車通學、有「正當理由」遲到的新鮮樂趣；不過一年光景，我們又搬回台北，而我像混不完全的混血兒，身上染著得用菜瓜布才洗得掉的芭蕉漬，及因為長了頭蝨而被迫剪短的阿哥哥頭，換我這個「庄腳囝仔」到台北去感受那種「非我族類」的眼神。
   
    小學三年級搬回台北後，住在新生北路巷子裡的一幢三樓公寓。一樓是家雜貨店，一進公寓的紅色大木門就聞到雞蛋破掉發出的腥臭味；三樓住了一對外省母女，每次放學回到二樓的家，一開門就先聞到屬於山東大饅頭獨有的飽飽的香味，因為要上三樓的樓梯在二樓的屋子裡，幸好三樓的鄰居內向得很，否則一天內不知得問幾聲「張媽媽好！張姐姐好！」
   
    當漸漸習慣飽飽的腥臭味時，小學還沒畢業又搬到永和了。在永和總算安定了六、七年，六、七年間只轉了二所國中、三所高職，看來搬家搬成習慣，一所學校待太久反而覺得怪怪的，雖然換學校對我而言，就像把午餐的排骨便當換成雞腿飯，但是倒有一件事情是不曾間斷過，那便是聽廣播。
   
    搬到永和的頭二年我仍在台北唸書，每天搭父親的車子上下學，上學時我總在半夢半醒之間，所以沒什麼記憶；但放學後全然判若兩人，沿途在父親的車上催喊著：爸，快點啦！人家的「熱門音樂」快開始了啦！……說到這兒，我得先岔題介紹一下那隻讓所有人扭腰擺臀的外國狗……。
   
    小學六年級那年不知為什麼全世界開始流行「踢死狗」，我跟父親說：爸，現在在流行「踢死狗」耶！父親回說：「踢死狗」？講到妳們這些少年囝仔什麼都不識，死狗就要放水流，哪可以用踢的?!……死狗放水流多不衛生啊！更何況這隻可不是普通的小土狗，但我知道父親並非不識這隻比「萊西」還受歡迎的名犬，那晚他看到我把報紙上刊登的「踢死狗」的分解動作剪了下來，故意拿話糗我的。不過，他也知道我喜歡聽余光主持的「熱門音樂」並不是因為他會介紹狗，而是因為只要是西洋音樂他幾乎無所不知，這對於抱著國語課本、每晚在筆記上聽寫「逼吉思」、「格男看伯」、「三兒卡思弟」、「胡里屋賣客」……的我而言簡直像神一樣，而開明的父母對我聽余光的節目也十分支持，樂於見到我對「英文」如此熱衷；上了國中，慣用注音聽寫的我，果然英文拿得「滿江紅」，只見父親「怒髮衝冠」、母親「憑闌搖頭」，而我──唉！只有「瀟瀟雨歇、怨到深處踢死狗」。
   
    高中時，同學間盛行在半夜聽「藍青、李香聯合主持」的閩南語節目「歡樂今宵」，他們生動有趣的語調、知性感性並俱的主持風格，大大影響了我們對閩南語節目「賣膏藥」的看法，漸而改變了我們慣用國語的習慣，常有同學在學校模仿「藍伯伯」賣相機的語調，聽來竟是親切而有趣，雖然聽「藍伯伯」的節目常害我們「黑輪」，但一種坦然的真實感卻吸引著我們……只可惜熬夜聽廣播的習慣並沒讓我持續很久──那陣子、大夥兒都忙著搬家，「藍伯伯」搬去美國、而我們則搬回台北。
   
    高中畢業隔年搬回台北時，原住處樓下的雜貨店已搬到隔壁巷子裡，父親便轉租一樓，長條形的房子被切成二半，前面當公司用、後邊做住家，當時二位哥哥都已入伍，只剩弟弟妹妹還在唸書，而我，如初生之犢勇氣十足地進入了社會大學。
   
    社會大學就像「柑仔店」，裡面專賣希奇古怪的「喔巴給」〈日語：妖怪之意〉。小時候最喜歡到「柑仔店」玩「喔巴給」，那擺在木板架上密密麻麻一格一格的「喔巴給」，小小的紙洞中藏著五顏六色、各式各樣的塑膠玩具；工作就像「喔巴給」，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樂趣，尤其是可以偷學到不少別人的「把戲」；報紙上的「喔巴給」讓我重溫兒時緊張興奮的心情──得用透視般銳利的雙眼、福爾摩斯的推理精神，仔細評估、奮力伸手探向社會的寶庫……雖然──有時難免也會出現「銘謝惠顧」。
   
    「租房子」不知算不算是另一種「銘謝惠顧」？搬回新生北路的第三年，房東收回房子改建自住，於是，弟妹隨父母遷住天母，已退伍的二位哥哥搬到新店，我則租屋在南京東路，一家人分住台北盆地的最南邊和最北邊，而我是家人之間的中途站。
   
    然而，中途站畢竟不是終點站。四年前，我隨哥哥們搬回永和，當時已婚的大哥已有了第一個孩子；三年後再搬到新店時，大哥已是三個孩子的爸爸了，新店的房子顯然已不夠七個人住，於是我和二哥又開始找房子……。
       
    在尋屋看屋的過程中，我不禁想起常被問到的問題：妳家在哪裡？妳是哪裡人？其實回答問題並不是那麼困難，因為我也有屬於自己的「標準答案」；搬家，就像小時候玩的「喔巴給」，你永遠不知道隔壁住著什麼樣的鄰居、回家車子有沒有地方停、你的房子會不會漏水、附近的小偷多不多？……只要把搬家當做一種旅行，隔段時間就能訓練一下自己的適應能力，其實也挺好的……只是──至今仍不知道，表格上「永久地址」的那一欄，該怎麼填寫呢……。

　　本文刊於 九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台灣日報》台灣副刊

　　選入《午後爵士》（鷹漢文化‧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