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 酒 館

　　台灣從戰後到解嚴，長達半個世紀年的戒嚴統治，對思想的箝制可謂嚴酷，壓制越深，反彈越大，解嚴後民間釋放的能量相當驚人，文學作品的心靈更是騷動不已，邊緣的聲音越來越淒厲。在白色恐怖時期，人們的心靈遭漂白，作為文化復興堡壘，以護衛傳統道德與儒家思想為己任，然教條式的宣導並未深入人心，表現在作品中的思想自是蒼白化與貧弱化，道德淪為口號，然農業社會，美好的田園仍讓文人的理想有所寄託，作家將人性的光輝寄託在鄉土人物身上，作家所信奉的寫實主義美學，向以生活為美，作家為時代的良知，彼時作家常有高度的使命感…‥

　　從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流行以來，作者與作品被研究者作「切割」，所謂的文本概念，是可排除作者的，「作者死亡，文本存活」的觀念讓書寫權由作者轉到論述者手中，這是傳記與美學研究不發達的原因之一，傳記與美學不脫離作者，視作者為作品的靈魂，這種「新古典」的作法，目的是作為文學史研究的補充。文學史的撰寫不能脫離作者本身及其美學建構，論文學史缺了傳記與美學這一塊，等於失去生命線。

太多的解讀與解構，將文學史變成餖飣，這是把文學作小，而非作大。

　　近年來我的關注在性別與傳記與美學上，作得雖然七零八落，然回歸作者中心的意圖頗為明顯，尤其是自傳書寫與傳記的雙軌研究，讓研究多一點「人味」，少一點機械裡論操作。有時不得不援引一些理論，也必需建構在傳記基礎上。多年來我作傳記研究的心得是：不作自己不熟悉的作家，不關在書房?閉門造車；多作田野與年表，少憑空想像；沒有一手資料絕不涉入作家傳記討論。這其中張愛玲、龍瑛宗、張秀亞是我較熟悉，也作過田野與口述歷史的作家：張秀亞的故居在台中模範街，為日據時代大和屯，是日本官員的宿舍集中區，緊臨農業改良場，前身為林爽文的抄封田，附近的居民對她還有印象，我有兩個研究生作張秀亞研究，常與她的女兒于德蘭女士有書信與傳真往來，我關注的是她的越界書寫，沿著她的生命歷程追溯文體之形成；陳映真則作過詳細年表，論文的靈感常在作年表中湧現，為何他在每一次的讀書會與牢獄之災之後，往往另創一寫作高峰？何以晚年的作品題材變大，美學的力量轉弱，我認為是他沒有把力氣用在寫長篇，而把長篇的提材化為短篇的結果，作者從迷你小說出發，到華盛頓大樓系列與政治小說，皆為中篇的連綴，已有長篇的企圖與架構，接下來應是長篇了，可惜並未突破；邱妙津是長期觀察的作家，她留下的一手資料與自製年表，相當珍貴，她已再三為自己作傳，無需錦上添花，從傳記資料中，她扮演自己生命的張老師與創作者，當致命的打擊來臨，她創作與導演自己的死亡，美學的意義大過心理學意義；又，張愛玲晚期小說，在性別與離散書寫的新開拓，不能說完全成功，但也可見她並未從「前衛」的位置上敗退，也跟她的流放與海外經驗密切相關；趙滋蕃是我的恩師，我這樣「內舉不避親」，主要是以我對他的生平與作品的熟悉度，我不作，誰來作？他的作品是否仍有討論的空間？我不能追隨他的遺志，建構中國人（台灣人）的文學理論，然心嚮往之，早在七零年代，他的「東方主義」已相當明確。這些與那些，背後閃動的不是作家靈魂的亮光？所謂研究的第一步，交出嚴謹而詳實的年表與傳記，不是文學史研究者的根本嗎？我從不低估傳記研究的基本功，也不高估機械理論的操作，並試圖在這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有時失衡，只能怪罪自己學力不足。

　　同時作為創作者與研究者，又是另一種失衡，前者令我快樂，後者令我戒慎恐懼，熱情都是同樣的，並無輕重之分，然創作不能等，研究越成熟越好，所以在時間的順序上確有早晚之分。我在研究所時代，研究的是明清小說，開設現代小說課程達二十幾年，從台灣、大陸到西方小說皆有涉獵，然直到四十歲初頭才交出《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一書，因而被貼上標籤，這只能說是機緣與選擇的結果，張愛玲研究曹雪芹，並非將之自比，而是尋找寄託，難道她只懂《紅樓夢》？她也研究《海上花》與小黑人、《叛艦喋血記》呢！

　　我的興趣說起來還蠻廣泛，開過的課有散文、小說、電影、戲劇，文學批評、美學…‥，也因為如此，研究的步伐從來不急，五十歲之前重創作，五十歲作的研究是否成熟一些，我的心態是慢慢來，因為研究可作到七十歲，創作能等到七十歲嗎？

　　研究於我才正要開始，然此刻交出的成績，實在令人不滿意，《芳香的秘教──性別、愛欲、與自傳書寫》，寫作期達七、八年，水準較參差，然也沒有越寫越好，只能說是斷斷續續的成果。

　　《聖與魔──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系統較完整，也有歷史脈絡，然架構相當大，涉及的學理也相當複雜，我採用的是以心靈觀照與印象批評法為主，心理與神話批評為輔，因牽涉的作家繁多，傳記的部份就無法面面俱到了，選擇的是具代表性也較熟悉的作家。印象批評法在書評中最為常見，是小而有效率的批評法，對長篇大論則心餘力絀，近人王德威可視為代表。它的困難度是批評者必需具有相對的高度，如古典的詩話、詞話的作者，他們也是詩人。

　　我的研究精神受王國維先生影響，他著重文學的心靈與思想深度，美學在把「神韻」學提昇至「神聖」學，一流作品皆以「血書」稱之，可視之為超驗的心理批評；我的研究也受薩伊德與傅科影響，將知識的考掘回歸研究者本體，找回主體性，也找到關懷點，以形成理論架構。如此將打破研究者與創作者的分裂與對立，找到理論與敘述主體彌合的契機。

　　二十一世紀伊始，台灣經過九二一世紀大地震，也經歷著政黨輪替的政治大地震，當新的政權以民主與進步的口號取得政權，被稱為暗殺總統的「兩顆子彈」無異是敲醒道德與良心的兩記警鐘，當第一家庭陷入貪瀆案的波濤中不可自拔，這時有關「道德」、「教養」、「品格」的語詞不斷被提出，以維新與道德為前提的運動風起雲湧，這是一個良知的戰場，在法律之上還有正義，在道德之上還有良知。「道德」這個略顯突兀的字眼，一下子獲得人民的認同，所謂「時窮節乃見」，台灣解嚴後，面對權力重組與價值分岐，道德淪喪，人心無所歸依，在這?宗教先浮上檯面，尤其是佛教信徒到世紀初已高達五百萬之眾，對社會產生一些向上提昇或向下沉倫的力量未可知，然也可掌知人心之徬徨；文學作品隨之在後展現心靈圖象，經過世紀末的華麗與頹廢，在新世紀初，一種渴求超越與神性的呼聲，通過作品中曲曲傳達，一種新的心靈與道德渴求，說明文為心聲，物極必反，在黑暗的盡頭，人們總會尋找一線光明。

　　台灣從戰後到解嚴，長達半個世紀年的戒嚴統治，對思想的箝制可謂嚴酷，壓制越深，反彈越大，解嚴後民間釋放的能量相當驚人，文學作品的心靈更是騷動不已，邊緣的聲音越來越淒厲。在白色恐怖時期，人們的心靈遭漂白，作為文化復興堡壘，以護衛傳統道德與儒家思想為己任，然教條式的宣導並未深入人心，表現在作品中的思想自是蒼白化與貧弱化，道德淪為口號，然農業社會，美好的田園仍讓文人的理想有所寄託，作家將人性的光輝寄託在鄉土人物身上，作家所信奉的寫實主義美學，向以生活為美，作家為時代的良知，彼時作家常有高度的使命感，從姜貴到白先勇，從黃春明到陳映真，承續的是作家「感時憂國」的傳統，六七零年代以後的現代主義作家，其思想表面看來是反叛與背德的，然他們遵循的是藝術家「真誠」的要求，解嚴後，多元價值分岐與網路e世代的「惡搞文化」，使經典文學邊緣化，傳統道德變成笑話。在這人心無所適從的年代，小說家扮演的角色已然改變，從「說書人」到「說故事」到「說小說」，「玩小說」，「網小說」，小說的面貌更為豐富。

　　在這部落格的年代，人人都是書寫者，人人都可涉入小說，小說回復到「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原始狀態，小說家要將自己區別出來，只有拉高標準，而非降低標準。過去的小說家是野史家也是思想家，也就是踩在文學、歷史與哲學這三大基石上。我們談文學與歷史久矣，不談哲學亦久矣，小說的形而上討論，是當代文學批評較弱的一環。筆者從宗教、哲學、心理的角度出發，是為探尋現代小說家的心靈歷史。

　　然哲理不落言詮，在過往的一個世紀，小說家對魔道的探索已窮極所有，從魯迅、張愛玲到舞鶴、駱以軍，人性的邪惡面探索到最後，讓我們的心靈癱瘓，美感盡失，在這樣一個群魔亂舞的時代，更激發我們對神聖的渴求，神聖寧是不可求的嗎？聖與魔原是一體之兩面，過份偏於一端皆失之偏頗，我懷想著舊俄的小說，德國巴洛克時期的「悲哀戲劇」，它根植於歷史之中，是人的悲慘處境的展示，是世俗的、塵世的、肉體的。沒有英雄，只有烈士，與男歡女愛悲歡離合，用一種表情的、誇張的形式，使觀眾參與其中，而不是觀賞其外，班雅明認為這種「廢墟寓言」主要的目的是打破美的幻象，以顯現真理內涵。又，舊俄小說，追求心靈的極限，緣於靈魂的饑渴，發出悲天憫人的的吶喊，罪與罰，基督與救贖，並散發著乾燥之美，相比之下，當代小說太潮溼、太肉感、太形而下；巴洛克悲哀戲劇，依班雅明的說法，對於災難，零散而不連貫得表現形式，和二十世紀文學類似，作家無法在殘破的世界中找到規範與和諧，只有通過寓言中腐爛和死亡的形式向永恆乞靈，它所體現的是一種贖救的功能。

　　我試圖在小說中讀出邪惡也讀出神聖，讀出沉倫也讀出救贖，抓出形而上的命題，是為更進一部探索小說思想與主題的演變，列舉的作家也許不夠完整，然心靈構圖只是虛線，並非實線，它可作無盡的推衍與想像。立論容或有些主觀，然亦力求公允，這?面並無道德批判意味，我以為小說的道德觀必須極為寬大，無是無非，正邪並容，神魔一體，只能說言為心聲，作家真實傳達一個時代的重要價值與小說美學觀，最為重要，台灣戰後小說在心靈與思想上的呈現，是深刻且富於道德張力的，這令人感到驕傲。我試著讀心，讀人，讀文，也寫下我誠心的記錄。


周芬伶
書名：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
作者：周芬伶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07 年 03 月 20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我試圖在小說中讀出邪惡也讀出神聖，讀出沉淪也讀出救贖。

　　心靈構圖只是虛線，並非實線，可作無盡的推衍與想像──在寬廣的小說道德觀尺規內外，無是無非，正邪並容，神魔一體，只能說言為心聲，作家真實傳達時代變遷之際的重要價值與書寫美學觀，以及心靈與思想上的張力與深刻之處。

　　回顧台灣現代文學的研究，歷來以外緣的歷史研究與政治文化角度為多，對美學與作品內在研究略顯缺乏。《聖與魔──台灣戰後小說的心靈圖象1945-2006》一書擬跨度數十年歷史脈絡，採王國維以降的心靈觀照與印象批評傳統為主，心理與神話批評為輔，並期望延續薩伊德與傅柯的知識考掘精神，選擇台灣戰後各世代具代表性和讀者也較熟悉的作家，探勘、對照他們作品心靈與思想深度，主體性與關懷點的演變──能否將美學的「神韻」提昇至「神聖」層次，或是萎縮退化卻另闢蹊徑？由此形諸理論架構。

　　同時，也深盼這樣的論述模型能打破研究者、創作者間涇渭分明的分裂與對立，找到理論與敘述主體彌合的契機。本書也是作者在新世紀之初整理的，誠摯地讀文、讀人、讀心的記錄。


【作者簡介】

周芬伶

　　政治大學中文系畢，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現任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早年曾以「沈靜」為筆名，現用本名發表作品。

　　曾獲吳濁流小說獎、中國文協散文類文藝獎章、中山文藝散文獎、吳魯芹散文獎，作品被選入國中、高中國文課本及多種選集。曾成立「十三月戲劇場」，擔任舞台總監，編有《春天的我們》等劇本。

　　著有散文集《紫蓮之歌》、《仙人掌女人收藏書》、《母系銀河》、《周芬伶精選集》、《汝色》、《戀物人語》、《絕美》、《熱夜》、《花房之歌》……等，小說集《粉紅樓窗》、《影子情人》、《浪子駭女》、《世界是薔薇的》、《妹妹向左轉》等，少年小說《醜醜》、《小華麗在華麗小鎮》、《藍裙子上的星星》等，文學論著《芳香的祕教──性別、愛欲、自傳書寫論述》、《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口述歷史《憤怒的白鴿》等。


【目錄】

序論──心靈的歷史

愛的神祕劇──聖徒小說的終極探索

意識流與語言流——內省小說的宗教反思

滑稽與諷刺──鄉土小說的道德兩難

歷史感與再現──後鄉土小說的主體建構

魔性與禪機──張派小說的豔異之美

傳統性與假定性──佛化小說的人間理想

後設與魔幻——大虛構家與大說謊家

從善女到惡女到同女──女性小說的心靈變貌

恐怖與褻瀆——從無用論、廢人論到後遺民書

恍惚之美——聖境的再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