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 酒 館

 　　自遠古的結繩記事、龍馬負圖、刻木作契和刻陶銘文等中國文字的濫觴開始，漢字已有一萬年的發展歷史，其間，曾出現過多次的「匯合」和「分流」情況，即：數種文字並存一個時期後，經約定俗成或官府強制匯合為統一的文字；一種文字在不同的地域或部落中經過一個時期的使用後，形成了略有或大有差異而分流成為若干種文字。在整個中國文字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這兩種情況曾反復交替地出現，而致使產生了多種其他文字，到目前為止國內已發現但未能完全識讀的、可以說是神秘的其他文字有十四種。
　　

　　一、古沅天書

　　在江西省廣昌縣赤水鎮古沅村有一處摩崖石刻上的許多文字元號，其面積之博大、筆劃之古拙堪稱世界之奇而令人驚歎，其形成年代經多方求證仍無法確認，僅從其筆劃結構上初步分析它早於西安甲骨文和龍山陶片。　　 

二、紅崖天書 　　在貴州省安順地區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的黃果樹大瀑布西7.5公里的曬甲山懸崖石壁上，有一塊長達百米，高約30米的巨大淺紅色石屏，上有數十個鐵灰色的符號，大者如鬥，小者如升，若篆似隸，古樸瑰麗，被國內外學者稱為《紅崖天書》。據《永寧州志．地理志》記載「共二十五字」。1995年3月安順行署曾宣佈破譯者可獲百萬元，經學者們研究後主要有兩種未定說法：一是認為它是早已失傳的夜郎文字，二是認為它是當年諸葛亮派人刻下的戰爭記錄。亦稱《紅岩天書》。

　　三、仙居蝌蚪文

　　在浙江省仙居縣淡竹鄉韋羌山的一處高達128米的陡壁上，發現有人工鍥鑿的日紋、蟲紋和蝌蚪紋的文字元號，據當地民間傳說是大禹治水時給後人留下的文字資料。蝌蚪文，也叫「蝌蚪書」、「蝌蚪篆」，為書體的一種，因頭粗尾細形似蝌蚪而得名。蝌蚪名稱是漢代以後才出現的，指是先秦時期的古文。專家認為蝌蚪文是一種象形文字。

　　五、倉頡刻文

　　在三千年前周初時發現的坐落於今山東省壽光縣城西迤北處的倉頡墓中石刻上的28個字，現僅識其首八字為「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據《金陵新志》等記載，當年孔子見了竟一字不識，後來的秦李斯只認識其首八字、漢叔孫通認識其十三個字。 

　　六、岣嶁碑文

　　原發現於湖南省衡陽市城北30公里的衡山岣嶁峰峰頂，現置浙江省紹興市的禹廟中，碑上有77個似篆非篆的文字元號，書法奇古。據當地民間傳說是為紀念大禹「隨山導水功成」的記功碑，其文字因歷代訓釋不一而無定論，據說，1958年當地文化部門曾以碑文拓件請教郭沫若，郭老回信道「秘不可究」。

（黃河岸邊岣嵝碑圖見文末）

　　七、巴蜀圖語

　　從八十年代以來，在四川省東部的滎經縣嚴道古城遺址、廣漢市三星堆遺址陸續出土了一批春秋戰國時期的器物，上刻有共200多個不同的文字元號和80多枚青銅印章。後經專家初步研究認為可能是二千四百年前的一種拼音文字，它與古巴蜀王國有關，並且，它與古彝文有著驚人的相似處。為區別於中原地區的文字，而稱其為「巴蜀圖語」。

　　八、東巴文字

　　是千餘年前雲南納西族（分佈在滇川交界處的金沙江兩岸）的先民們創制的一種原始象形文字，有「活著的象形文字」之稱。納西族所奉信的東巴教的經書都是由巫師用東巴文字寫成的。納西人於木石之上刻畫，名之為「森究魯究」（意即木石之痕跡）。現在，納西族人對這一文字識者很少，外界人也無法掌握。

　　　酒館音樂：納西古樂是廣為流傳在納西族民間的一種古典音樂，被稱為「音樂的活化石」。它是明清時期傳處麗江的中原道教洞經音樂，在演奏技法和曲子處理上因溶入了納西族風格，所稱「古樂」。

九、倉頡書 　　此書歷來被疑為是漢朝儒生劉歆的偽作，後經株洲工學院劉志一教授多年研究認為，此書是一部用古彝文記錄彝族先民們祭祀活動和倉頡造字傳說的內容。 　　倉頡廟內歷代碑石眾多，雖經戰亂多有散失，現保存的仍有十八通，陣列於前殿之內。其中《廣武將軍碑》曾失落千年。這些石碑年代從東漢起，歷魏、五胡十六國、唐、宋、元、明、清至民國。廟內有一塊《倉聖鳥跡書碑》，黑色的石頭上刻著28個古怪的符號，相傳這就是倉頡當年所造象形文字的本形。這些鳥跡書由小的圖形和畫面組成。該碑立於清乾隆十九年十月（西元1754年）。碑面所鐫28字由白水知縣梁善長摹寫。宋代《淳化閣帖》將它們破譯為：「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氣光名，左互□家，受赤水尊，戈矛釜芾。」現代學者則認為它是甲古彝文書寫的一段祭祀經文，直譯如下：「一妖來始，界轉鴉杈，祭神青腦，禍小馬念，師五除掃，幡齋解果，過鼠還魂。」

　　十、夏禹書

　　夏禹書比《倉頡書》更難釋讀。此書也是被疑為偽作的古籍，其文字十分難識，後經劉志一研究認為，書中共12個字，有5個是古彝文，7個是漢甲骨文，兩種文字混合使用，說明夏代文字的複雜性和漢文字形成過程的原始形態，證實漢文字的形成當在夏代開始。（圖見文末）

　　十一、溪州銘文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順縣王村古鎮（為古溪州）的一座八面銅柱上有銘文2600餘字，其中的一些古異體字難以辨識。據《資治通鑒》記載，此柱為939年楚國王馬希範戰敗了溪州土司彭士愁後雙方和解而將盟約刻於此柱上，後歷經千餘年風雨此柱仍未見銹蝕。

　　十二、上江女書

　　1983年在湖南省江永縣上江圩鄉千家峒首次發現的僅在當地婦女中傳承使用的一種向左傾斜的菱形拼音文字。經對比研究，女書與七千多年前的陶器銘文極為相似，甚至有些文字完全相同，可以認為它與甲骨文同出一源，但早於甲骨文。

　　女書的形成過程大致是：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渭河中下游流域（今陝西省）開始使用女書，後來由於母系制改變以及部落紛爭，使失勢後的部落只有冒險向南流落到當時十分蠻荒、地勢偏僻、與外界隔絕的今粵桂湘交界處，繼續使用著他們原來的文字，即「女書」；而其他大部分部落的文字卻從陶文逐步經甲骨文、鐘鼎文等演變成為今天的漢字。

　　十三、桂湘瑤字

　　1986年在桂湘交界處的湖南省永州市城步苗族自治縣漆樹田瑤山發現的主要在當地婦女中傳承使用的奇特的瑤族文字，它是由線條符號組成一個個方塊字，分別表示某一句話而不與語言中的詞一一對應，經研究認為它是桂湘地區瑤族的先民們創制的一種原始文字。

　　十四、彝族甲骨文

　　1978年在貴州省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中水漢墓群中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上刻有51個文字元號，經初步研究認為距今二千餘年的這些文字，既與甲骨文有關，又與古彝文有關。

　　
 
　　上述十四種神秘文字雖然大都經有關專家學者研究考證，並提出了一些可信的分析結果或推測，但終因缺少可靠的資料等，而未能準確地辨識其文字、斷定其年代。

　　如果從地域分佈狀況分析，除倉頡刻文遠在黃河下游，其餘十三種都處在長江流域，其主要特點有二：

　　第一　巴蜀圖語、彝族甲骨文、《倉頡書》和《夏禹書》四種文字中都出現了或相似於古彝文的文字，集中生活在岷江、金沙江和大渡河三水流域的彝族先民們，於七千年前創制的古彝文是一種拼音文字，而這四種文字與古彝文之間為什麼存在若即若離的關係？但至少可以認為它們同出一源。

　　第二　其他九種文字神秘地在長江中下游以南，從橫斷山東南到東邊沿海，呈東西線幾近均勻地分佈在當時還是草萊待辟、山林掩覆的偏僻地域裏，分別有雲南麗江的東巴文字、貴州關嶺的紅岩天書、貴州赫章的夜郎天書、湖南永順的溪州銘文、湖南城步的桂湘瑤字、湖南江永的上江女書、湖南衡山的岣嶁碑文、江西廣昌的古沅天書、浙江仙居的仙居天書。
                                      

　　（摘編自劉超英《漢字發展史話》）

　　 納西族的東巴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