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我軍在1927年五月刊登在《臺灣民報》第一五五號上的「白太太的哀史」,是台灣文學中少數以日本女子哀史為敘述主題的作品。故事敘述原名水田花子的日本女子,十九歲時結識在日本留學的白先生,因受到他甜言蜜語的誘惑,不顧旁人勸阻地與白先生結婚,婚後白先生回國受了官職,漸而染上中國官僚體系裏不可避免的惡習:逛窯子、打牌、吃酒,原來還體貼恩愛的夫妻情誼就此磨耗盡了:
    
        「他起初的逛窯,對於白太太,還是隱隱瞞瞞的,但是後來卻是公然去幹了。白太太不消說是極端不以他的行徑為然。對於他的冷遇,更是愈想愈有氣。伊想起白先生在日本時同伊發誓的事,以及先前對伊那般殷勤的情形,便禁不住常常要規勸他,終而詛罵他了。於是這個小家庭的風波,便層見疊出了。

        他們起初還是口角,後來暴戾的白先生竟至用武了。但是日本的女子是最能服從的,所以伊雖受了丈夫極大的侮辱以至打搥,也未曾對第三者提過──其實伊在北京也沒有多少朋友可以使伊去訴苦。……」

    
    可以想見白太太初識白先生時,雖然白先生的本性原就愛吃玩,個性裏的虛偽與不老實也是有的(他隱瞞了已有妻兒的事實),但至少還會按捺女子多疑的情緒,好歹還願用「好的手段」來哄騙;然而在官場做事,卻讓逛窯子、打牌、吃酒這些惡習,成為必須且理所當然的交際。不對的事一旦被視為理所當然,那人性可確信是完全墮落了。

    「哀史」豈只白太太一位,放眼現這時代,不任官職的負心漢,比比皆是,拿著鼠般的嘴臉理所當然地對全天下的女人說:「我不過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男人哪個不逢場作戲」;任職官場對人性確實具有相當的考驗,不是為權勢財色墮落,就是同進了養老院般地「只顧飯碗」,但口出狂言的卻不盡然皆戴烏紗帽,如同人性善惡,人皆有之,「白先生」不只有白先生,幸好,天下的烏鴉也不定就一般黑,只是難得見得白烏鴉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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