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佛洛依德的書齋
文/余鳳高
1938年3月,納粹入侵奧地利,之後就封查了“國際心理分析學會”在維也納的出版社,抄沒西格蒙特•佛洛依德的《全集》,甚至闖入這位心理分析創始人的家,抄走了他所有的現金。他最喜愛的女兒安娜,也一度遭到拘捕。得知消息後,佛洛依德的學生厄内斯特•鐘斯(Ernest Jones)和他的病人朋友瑪麗•波拿巴公主(Marie Bonaparte)立即趕赴維也納,勸說佛洛依德離開;並通過他們的關係,經由與羅斯福總統私交甚厚的美國駐法大使布利特(W.C.Bullitt)的斡旋,終於在這年的6月,使佛洛依德安置到了倫敦漢普斯特德馬雷斯菲爾德花園街20號的新家。
佛洛依德“所有的私人物品”中,最為佛洛依德所看重的是他書齋中那些最珍貴、最為學者、傳記作家和一般景仰這位大師的人所看重的書籍和古物等收藏品。這些藏品,如今成為了佛洛依德博物館最重要的展品。
圖:佛洛依德書架上的書
如果稍加注意,在佛洛依德的書齋,人們會看到有一個高高的書架,上面全是研究古埃及的著作。僅就書架中檔的幾部重要著作來說,上面靠右的是三冊有關古埃及歷史的書,其中厚厚的兩冊是英國東方學家沃利斯•巴奇爵士(Sir Wallis Budge)的《埃及讀本》(Egyptian Reading Book)和《初期的埃及》(First Stepsin Egyptian)。巴奇1894年至1924年任倫敦不列顛博物館埃及和亞述古物部主任,曾多次到美索不達米亞、埃及等地去從事考古發掘,收集了大量楔形文字泥板、埃及紙草紙文稿。下面靠右的兩厚冊也是巴奇的著作——兩卷本的《俄賽裏斯和埃及的復興》(Osiris and The Egyptian Resurrection)。在西元前2400年左右的埃及,俄賽裏斯既是豐產之神,又是死而復生的國王的化身。後來,大約從西元前2000年起,這時的埃及人相信,不僅死去的國王,就是每個人在死後都與俄賽裏斯聯繫在一起,是古埃及人死後複生和製作木乃伊的信念基礎。
上面左邊還有三大本英國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Howard Carter,1873-1939)著的《圖坦卡蒙的墓》(The Tomb of Tutankhamen)。1922年11月,卡特在埃及底比斯西部靠近盧克索(Luxor)的一條後來被稱為“國王谷”(Valley of Kings)的狹長山谷考古時,發現了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西元前1361年即位至西元前1352年突然死去在位僅九年的圖坦卡蒙的墳墓,被認為是近二百年考古歷史上最大的發現之一,成為當時世界各國報紙的頭條新聞。《圖坦卡蒙的墓》旁的三冊也是同類著作,其中如《尼羅河和埃及的文明》(Le Niletla Civilisation Egyptienne)是一本論文集,內容涉及“人性的進化”、“古代的世界”、“東方的文明”等。下面中間的一冊,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埃及學教授詹姆斯•亨利•布列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1865-1935)的著作《埃及史》(A History of Egypt)。作為一位考古學家和埃及學家,布列斯特德曾輯錄埃及象形文字銘文五卷並附譯文,他的這部《埃及史》更享有盛譽,有力地促進了對古埃及和古西亞文明的研究工作。左邊那本著作是德國學者喬治•施泰因多夫出版於1928年的《埃及的藝術》(Gerge Steindorff: Die Kunst Der Agypter),研究的是古代埃及的藝術作品。
離開書架,可以看到佛洛依德還收藏了許多古埃及和其他地區的古物,與這些書籍相映成趣。正如佛洛依德1931年2月7日給德語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信中說的:“雖然我非常節儉,但仍花不少錢來收藏希臘、羅馬和埃及的古物,而實際上,我所讀的考古學也多於心理學。”正是上述這些第一流學者憑藉第一手資料的研究成果和考古發現,有力地幫助佛洛依德確立和加深了他理論的形成和思考。
生活在西元前14至前13世紀的摩西(Moses)曾帶領希伯來人“出埃及”,擺脫埃及人的奴役,並在希伯來人的傳說中被尊為最偉大的先知和導師。摩西對西方文明的宗教生活、道德準則和社會倫理影響非常大。
長期以來,摩西對佛洛依德都是一個極重要的形象。借助于古埃及歷史和古物的研究,佛洛依德在1914年深入研究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大師米開朗琪羅的摩西雕像,寫出了論文《米開朗琪羅的摩西》(The Moses of Michelangelo),後來又在去世那年出版了他最後的巨著《摩西和一神教》(Mosesand Monotheism)。他在書中闡述摩西實際上原是埃及的一個貴族,他選擇了猶太人民,想借此來保持一個較早便已存在的宗教——一神教不致於消亡。
厄内斯特•鐘斯在他的被認為經典的《佛洛依德傳》(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中提到,說“有三位偉人,他們的個性佛洛依德似乎最感興趣,且他們的身份他也部分地認同於他自己,他們就是列奧那多•達•芬奇、摩西和莎士比亞,”(卷三第429頁)
《標準版佛洛依德全集》的編者就佛洛依德的《列奧那多•達•芬奇和他童年的一個記憶》所加的按語中說到:“佛洛依德對萊奧那多•達•芬奇的興趣由來已久,這點在他於1898年10月9日致弗利斯(WilhelmFliess)的信中的一句話裏就表現出來了……而且,……在佛洛依德填寫他最喜愛的‘調查表’時,他提到梅列日科夫斯基對列奧那多的研究。……他從義大利弄到一本有關列奧那多的青少年時代的書。這就是後面提到的斯柯納米傑羅斯所撰寫的專著。在閱讀了這部著作和其他一些關於列奧那多的著作之後,他在(1909年)12月1日維也納心理分析學會議上提到了這個研究課題。”
而對莎士比亞,早在學生時代聽到神經學教授特奧多爾•邁內特(Theodor Meynert)說莎士比亞劇作的真正作者是法蘭西斯•培根時,佛洛依德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1913年的論文《三個匣子的主題思想》(The Theme of the Three Caskets)和1901年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The Psychopatho logy of Everyday Life)等作品中都有多處涉及莎士比亞的劇本。
上述《標準版佛洛依德全集》的編者說的那張讓佛洛依德填寫“調查表”,是1907年維也納的出版商雨果•黑勒(Hugo Heller)設計的,調查表分發給了包括佛洛依德、阿圖爾•施內茨勒(Arthur Schnitzler)等32位傑出人士,讓他們選出自己心目中的10部“好書”(good books)。佛洛依德似乎覺得“好書”的意思有些含糊,他解釋說,他作為一個“習慣于聽從微妙詞義”的人,這“好書”若是指世界文學中的“十大巨著”,那麼他會像許多其他的人一樣答復是荷馬的史詩、索福克勒斯的悲劇、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馬克白》等;如果是指“十部最重要的”書,那他又會提出哥白尼研究天體的著作、德國精神病學家約翰•韋爾(Johann Weyer,1515-1588)出版於1563年的《論妖術》(De Praestigiis Daemonum)、達爾文的《人類的由來及性選擇》等;如果是指他喜歡的書,他會說有彌爾頓的《失樂園》和海涅一首描寫一個耶穌使他死而復生的《聖經》人物僅四節十六行的短詩《拉撒路》(Lazarus)等。佛洛依德最後提給黑勒的十部“好”書是:
1、以莫爾塔圖裏為筆名的荷蘭作家愛德華•道弗斯•德克(Multatuli, Eduard Douwes Dekker,1820-1887)的《通信和著作集》(Briefeund Werke)
2、英國小說家和詩人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叢林故事》(Jungle Book)
3、法國小說家安那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的《白石》(Sur la pierre blanche Sur la pierre blanche)。
4、法國小說家埃米爾•左拉的《繁殖》(Fécondité)。
5、俄國詩人和小說家德米特裏•謝爾蓋耶維奇•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y Sergeyevich Merezhkovsky,1865-1941)的傳記作品《列奧那多•達•芬奇》。
6、生於瑞士的德語小說家戈特弗裏特•凱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的短篇小說集《塞爾特維拉的人們》(Leutevon Seldwyla)。
7、瑞士作家康拉德•斐迪南•邁耶(Conrad Ferdinand Meyer,1825-1898)的詩集《胡滕的末日》(Huttensletzte Tage)。
8、英國散文家和歷史學家麥考利(Macaulay,1800-1859)的《散文集》(Essays)
9、德國哲學家泰奧多爾•岡佩茲(Theodor Gomperz,1832-1912)的《希臘哲學家》(Griechische Denker)。
10、美國作家馬克•吐溫的《隨筆集》
詩人薛尼茲勒(Arthur Schnitzler)所說的:
所有我們在世上所做的皆戲劇
無關乎它看來多麼偉大或深刻
夢與醒之間交互流動
而真與假亦然,確定只是一場烏有。
──原刊於 -2006-11-14《中華讀書報》
圖: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療程時,患者躺臥的沙發。佛氏則坐在患者頭部後方椅上(近照片上方的四腳椅),以不讓患者看見自己為原則,進行言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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