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鳥的世界，一定不會有
煩惱的吧！牠們就那樣唱
著美麗的歌，結束一生。
─ 龍瑛宗 摘自「午前的懸崖」
龍瑛宗，本名劉榮宗，日治時期戰爭期最重要的小說家。公元一九一一年出生於新竹州北埔庄。台灣商工學校畢業後，任職台灣銀行南投分行，後轉台北本行。一九三七年，第一篇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得到日本改造雜誌第九屆懸賞小說佳作獎，從此加入台灣新文學創作的行列，作品有小說、詩、隨筆、文藝評論、時評等。
一九三九年加入西川滿發起的「台灣詩人協會」，出任文化部委員。因其他文類作家抗議，西川滿乃將詩人協會改組為「台灣文藝家協會」，龍氏仍為會員。後來，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文藝台灣》編輯委員，和文藝家協會小說部理事。一度還辭去銀行工作，到《台灣日日新聞》擔任編輯。一九四二年，與西川滿、張文環、濱田隼雄代表出席在東京召開的首屆東亞文學者大會。為戰爭時期最活躍的作家之一。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向都被評論家當作觀察龍瑛宗作品風格的指標作品，同時也有論者認為龍瑛宗這篇作品，透露了殖民統治時代的台灣文學，因為受到時局變化的影響，產生重大本質轉變的一個分界點。葉石濤說，到了龍瑛宗，台灣小說裡才出現現代人心理的挫折，哲學的瞑想以及濃厚的人道主義。它意謂著，龍瑛宗改變了先前以社會運動為宗旨，具有抵抗意識，展現強烈現實批判精神的文學傳統。但似乎忘了討論，這只是龍瑛宗個人的作家性格所形成的文學風格，還是它也從寫實的立場反映的時代真實面貌？所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也可以被解讀為：描繪黑暗的殖民地社會裡，受到扭曲、壓抑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內心的苦悶、彷徨與幽怨，呈現另一種形式的寫實，也是另一種樣式的批判和抵抗。至於說龍瑛宗的出現，代表了殖民地時代台灣作家抵抗意識的「屈從及傾斜」現象，大約是忽略了這只是個別作家的作品，不能作為一個時代的共同表徵。
客觀地說，龍瑛宗作小說，的確呈現了，從客觀外在世界的描寫，走向主觀內在心靈世界探索的意圖，但因而說他的作品，忘記或忽視客觀世界的存在，則未盡是事實。即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為例，苦悶台灣青年的遭遇，還是清楚地暗示了那是黑暗時代才有的社會現象。龍瑛宗筆下的人物不是知識分子，便是持知識分子想法的人，處在黑暗時代，雖然多有宿命論的傾向，但向命運屈服或自甘墮落卻不是他的創作宗旨。龍瑛宗自己曾說：「我所以不停的寫，只是不願讓這一段歷史成為空白，想藉者文字給子孫們留下記錄，讓他們瞭解在異族統治下所受到的羞辱和無以言對的痛苦。我實在有責任記下這段坎坷的經驗。」可見，龍瑛宗即使真實地反映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蒼白和墮落，文學的動機，仍然是出自積極的時代使命感。
他在日治時代發表的小說作品，計有〈黑妞〉、〈黃昏月〉、〈村姑娘逝矣〉、〈犭莫〉、〈不知道的幸福〉、〈一個女人的記錄〉等二十餘篇，曾有結集出版的計劃，但受到總督府的干預而不克出版。一九四三年出版有文學評論集《孤獨的蠹魚》。小說分別結集為《午前的懸崖》及《杜甫在長安》兩本小說集，「台灣作家全集」有《龍瑛宗集》。另有中日文對照小說集《夜流》出版。
戰爭結束時，龍瑛宗是積極投入戰後台灣新文學建設行列的一員，繼續以日文創作，也曾經在一九四六年初，出任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主編，到十月廢刊為止。主持「日文欄」顯現了龍瑛宗和過去創作時截然不同的文學性格，不僅刊載了批判性極為強烈的寫實作品，也有不少言論犀利、諷刺露骨的時評，以隨筆的方式，出現在文藝欄。龍瑛宗自己的作品，也出現空前激烈尖銳的言論，像〈論飯桶〉、〈飢饉與商人〉、〈人才扼殺問題〉、〈停止內戰〉，都是離開文學有一段距離的時評，顯然出現的是龍瑛宗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不論是出自時局的激盪，抑或個人性格的改變，都可以此證明蒼白和懦弱，不是龍瑛宗文學的本質。比較可惜的是，他這樣的文學熱情和文學性格的呈現，只是曇花一現。
日本欄廢刊後，龍瑛宗淡出文壇，一九四九年又回到他的銀行員本業，一直到一九七六年自合作金庫退休之後，他再回到文學。根據他手邊的藏稿顯示，中間漫長的二、三十年間，他不僅沒有忘情文學，可能還默默地寫了不少作品。一九七七年，重回文學隊伍發表作品，並嘗試以中文寫作，《杜甫在長安》裡的部分作品，就是直接以中文寫的。此外，他還發表了長篇小說《紅塵》。顯然，龍瑛宗也是一位被時代阻絕而中斷寫作生命的受害作家。
在小說創作的風格和藝術技巧上，龍瑛宗是台灣文學史上，罕見的有獨立風格和藝術觀點的創作者，他在舉世都主張抗議才是文學的時代，別出心裁，以獨到的眼光，不管外界的喧囂，直接選擇走進人的迂迴曲折的內心。事實證明，西方的文藝思潮和表達技巧，也不知何時已悄悄走入他的內心。纖細、敏銳的人性觸覺，一定和龍瑛宗選擇的文學觀點有關，他是唯一不放任現實主義洪流，淹沒自己的作家。
資料來源：台灣文學散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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