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熾昌，筆名水蔭萍、南潤，臺南市人，民前四年（一九○八）生。其作品以詩和小說為主，皆用日文創作。民國廿四年秋季，楊熾昌與張良典、李張瑞、林永修等人，合組「車詩社」，發行「風車詩刊」，從西方引進了「超現實主義」，建立新的文學理想。光復後任職新生報、公論報，現任臺南市文猷委員會委員。著有日文詩集：「熱帶魚」、「樹蘭」、「然之乙頰」等。小說:「薔薇的皮膚」、「貿易風」等。
即使回溯就像是一條曲折多愛的小溪，筆者仍願不厭其煩地唱下去。
或許是尋「根」時代潮流的激盪，近來，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史逐漸引起注視，這些陰暗文化層面的揭露，實有助於年輕一代對這些苦悶作品的認識。本人忝為過來人，感受尤為深重，畢竟一般人對當時以日文從事寫作者幾乎忘懷，而他們作品的下場更是可想而知。猶記當年臺北帝大（即臺灣大學）教授矢野峯人、島田謹二、工藤好美、西田正一等人對文學活動的提倡不遺餘力，引進西歐文學的趨向，並介紹傑出作品的內容，對新文學的鼓舞頗具功勞，可是他們卻隨時隨地流露出殖民意識的優越感，對臺籍作家的貶斥也格外的強烈，所以當時的臺灣作家心中都有著共同的認識——日本是「看上不看下的」，只要大家提昇作品的可讀性，管教日人不服也得服，在互切互磋的勉勵下，下筆自然慎重，成就也是極其可觀。
當時也可說是詩歌文學的鼎盛時期，各種派別的和歌、俳句之類的雜誌、同仁誌猶如雨後春筍，形成文壇的主流。其實和歌和俳句在日本也是眾說紛紛，有人詆之為「交際文學」，或有「第二藝術」之稱。記憶最深刻的是，一九四五年東北大學助教授桑原武夫在「世界」雜誌發表「第二藝術——有關現代俳句」一文，他指出俳句只是一種藝術的表現方式，經過三百年來，仍然墨守成規不變的封建精神，與現實的人生不能深入情緒的表現，尤其是採用詩的Paraqhrasis（同一文意之另一種文）之最非藝術樣式的手段來表現，可以說一種「餘技」，消遣的文字工具，冠以「藝術」稱之為「第二藝術」，以與其他區別。他對俳句的論調很激烈，擴大到文學，精神構造，教育的措施，否定短詩的論旨。
如同晴天霹靂，此文果然引起了俳壇與歌壇的激烈反論，尤其是俳壇的健將山口誓子的反擊更具震撼力，其時以小田切秀雄的「歌的條件」臼井吉見的「告別短歌」表現反省的批判等多彩的論爭，可說已經有所突破，至若本省籍作家中，以澎湖籍的陳奇雲最為出色，他的「熱流」短歌集，在被日人獨佔的和歌壇大放異彩。
詩壇是新詩的天下，此時的新詩已由苗而走向茁壯的階段，可是日警不肯放過任何帶有反帝思想的作品，每當發現有所不妥，均被查禁。當時的筆者氣憤填膺，為了民族文學的一線生樣，於是在南根（台南新根）學藝欄發表過一篇文章，旨在喚醒臺籍作家對政治意識的警覺，不要輕易墜入日人的圈套，表面上，日人對臺灣文學的提倡非常熱心，骨子裏卻在觀察臺籍作家的民族意識，相信每個人都是熱愛鄉土的，難免在不知不覺之中，把情感訴諸作品中，遂與日警以口實，連根拔除，民族命脈豈可經得起一拔再拔？在臺灣文學百花盛開的當時，筆者不客氣地向每一位文學工作人士提出質疑；發揚殖民地文學與政治意識的可行性，「新文學」的定義，目標，特色，表現技巧等等。當時的筆者認為，唯有為文學而文學，才能逃過日警的魔掌。最使筆者感慨的是，臺省同胞每每缺乏團結意識，雖然對於暴政具有同仇敵愾之心，可是流於相互排斥，臺灣俗諺說得好「臺灣人放尿混沙不溶合」，筆者以為地域觀念也是因素之一。自延平郡王開臺以來，經過清廷短期間「自生自滅」的統治，馬關條約後，忽然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臺省同胞可說沒有受過政治訓練，兼之心胸狹窄，眼睛裏容不得一拉沙子，每每相互猜忌，嫉忌排擠，只見短期間利害的結合，從無長遠的合作，遂予日警有機可乘。
「臺灣文學」的分裂，其主因也是出於此，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要想取得意見一致，似乎是奢想，是故一個道地的文學工作者，必須有容納他人批評的雅量，純粹為文學而文學，團結力量，把箭頭指向日人才是。豈料窩裏反之後，一些意氣用事之徒便憤然離開「臺灣文學」另起爐灶，真是親者痛仇者快的憾事，殊不知真理愈辯愈旺，惟有不斷的切磋討論，才能破除成見，一致對外，其實當時的臺灣文學已經微露曙光，理應善加培養，不使民族文學的幼苗遭到傷害才是，然而——
在舉目皆非的環境下，要想有所作為實非易事，處境之艱難實非局外人所能瞭解，其中尤以寫實文學為甚，以文字來正面表達抗日情緒，雖是民族意識的發揚，可是在日帝「治安維持法」，新聞紙法，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法，不穩文書臨時取締法等等十餘法令之拘束下，又有誰能逃過日帝的掌力。筆者以為文學技巧的表現方法很多，與日人硬碰硬的正面對抗，只右更引發日人殘酷的犧牲而已，唯有以穩蔽意識的側面烘托，推敲文學的表現技巧，以其他角度的描繪方法，來透視現實社會，剖析其病態，分析人生，進而使讀者認識生活問題，應該可以稍避日人凶燄，將殖民文學以一種「隱喻」的方式寫出，相信必能開花結果，在中國文學史上據一席之地。由於當時環境的限制，非日文不足以為功（當然舊文學不在討論之列），也許有人大不以為然，其實文字只是一種表達思想的工具而已。
我們大可不必計較其使用的語言，著名的幽默大師林語堂博士英文著作等身，連正牌的英文作家也自嘆弗如；而旅日臺籍作家陳舜臣，韓籍作家李恢成、張赫宙等均以日文寫作享譽東瀛。最近在黃武忠兄所著「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作家小傳」一書中，知道龍瑛宗兄已完成二十二萬言的鉅作「紅塵」，即將在日發表，甚感興奮，這位七十高齡的日文作家，自有其一貫的寫作風格，假使讓他改寫中文，無異煮鶴焚琴，扼殺生靈。
有鑒於寫現實主義備受日帝的摧殘，筆者只有轉移陣地，引進超現實主義。Surrèalisme為一九二○年出現於法國的藝術流派，主旨恰與寫實主義背道而馳，將佛洛伊德發現的人類潛意識提昇到藝術上，以人類豐富的想像力，在潛意識的世界裏，以夢幻的感應與自由聯想，掙脫現實的桎梏，當時是一種新興藝術，尤其在繪畫界更有突出的發展。
超現實主義亦有前衛派之稱，其中畫家如Giorgio de Chirico, Salvador Dali, pablo de Ruiz，無一不是古往今來的天柱，再如詩人Louis Aragon, GillaUme Apolliaire等，亦是佼佼者，他們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全篇充滿神秘的抒情氣氛，將人們的潛在意識，異常的幻覺與色彩，藉著飛躍的情緒，表現出人類的思想態度與人生的看法。
筆者於一九三三年在臺南新報文藝欄發表「檳榔樹的音樂」，同時亦在「風車」詩刊上發表「詩的形態與詩格的手記」，「燃燒的頭髮」等一連串詩論，以上述諸篇做為現代詩的祭禮，旨在敘述世界詩壇的最新動向以及現代詩的革新之道，這是突破傳統的驚人之舉，猶如定時炸彈地給予臺灣文壇甚大的震撼力，當然也逃不過在臺日本作家的惡意攻訐，一時之間，似乎成為眾矢之的，可是箭在弦上，豈能不發，時代潮流的趨向又豈是泛泛之輩所能阻遏的，於是筆者再接再厲又在臺灣新聞的專欄「三行通信」發表「詩人的感覺」，對一些抱殘守缺之輩展開反擊，猶記當時對方砲火的焦點就是刊載於「風車」詩刊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的詩小說「花粉與口唇」（COnte），該篇完全是對「酒與女人」心理潛在意識的一種試探，著重於心理的變與唯美印象的結合，筆者深知此行艱難良多，然而就此罷手，豈能甘心，不幸的是，由於多方的限制，「風車」詩刊並不能打轉出任何新氣象，出刊三期便告夭折，實可痛心。
筆者時常牢記一句文學界的名言「情懷」，所謂情懷，應該就是以知、情、意去觸摸世界的一種感覺，筆者認為無論是賦詩或寫小說都要對「情懷」的協調下苦功，然後溶入作品之中，寫來必是落落自高，不同凡響，假使一個文學工作者不能突破「情懷」的瓶頸，他的作品必是浮泛雜陳，不耐久看。同時對一篇作品的認識也自有不同的層次，「感覺的瞭解」，「形式上的瞭解」，再深入就是理解，由瞭解進入理解，就是「知」，設若只是停留於「瞭解」階段的話，萬物之靈的人類與猿猴又有何異呢？
記得當時對寫實主義頗多桎梏，尤其新聞紙法每成濫用的利器，充份暴露了殖民地文化的無助與悲哀，這種嚴酷的界限，硬生生地把思想和理論的觸鬚全然斬絕，殊為可恨，猶記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內閣情報部派遣了為數可觀的作家到各戰地鼓吹戰爭，結果使這些作家對戰爭感到深惡痛絕，他們採取消極抵抗的方式，返國後只在各地演講或提出現地報告，敷衍了事一番而已，並沒有戰爭文學出現，大概只有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士與士兵」，「花與士兵」這三數冊而已，戰後火野葦平由於對戰爭的憎恨，因而自殺以謝天下。 令人感歎的是：由於文學與社會的變質，任何一位作家想要表現對現貿的反抗與不滿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假使要在不抵觸法令下從事寫實主義的作品，便成為一種不着邊際的產品，與現實的生活意相去甚遠，這種扼殺心靈的樣板作品，使得理論與實際全然脫節，這種苦悶，這種掙扎，實非今天生活在自由天地的人們所能想像得到的。
日本軍閥在戰爭中為了加緊控制毫灣同胞的思想，加速設定而推出「皇民文學」，起初，大家還以為只是說說而已，豈料後來連雜誌報紙等也逃不過皇民文學的魔掌，適與戰爭文學相互表裏，一意把文學作品當做戰爭的幫凶，記得日本作家石川達三（第一位芥川賞）曾經發表了一篇「生存的士兵」，雖然儘量侷促在法令允許範圍內的寫實主義作品，卻以違反新聞紙法被查禁，甚至起訴，判刑四個月，緩刑三年，以如此名作家在戰爭文學號召下出現的作品，竟然被冠上罪名，可見雖是描寫戰爭的作品，仍然不可逾越應有的限度，這種礙手礙腳的作法，實非文學界之福，試想日人已是如此，臺籍作家更不用講了。
根據「日本文藝年鑑二六○三年版」記載，太平洋戰爭期間，派遣在戰地活動的日本作家達到五十三名，可是，治安維持法，言論出版法等等法令掣肘，使得這些戰地作家，噤若寒蟬，甚至昧著良心，儘出一些逢迎當局的官樣文章，由日本政府這些專門對付批評時政文章的嚴苛法令，我們不難想像「亂世文章不值錢」的道理，這是軍國政體下的可悲現象，身為殖民地的臺籍作家的慘狀該是可想而知。
臺灣光復迄今，中國文學的成就一日千里，其中，現代文學的成績已經駕凌過去，誠屬難得，尤其一些後起之秀的傑出表現，更足以讓人察覺到現代文學的光明遠景。想想今天的筆者已成文學界的一個逃兵，除了默默祝福外，幾乎幫不上任何忙，說來慚愧，對於現代文學的動向可說一無所知。至於筆者的中文乃是半路出家，完全缺乏一貫化的學習歷程，是光復後才惡性補習的，光復後當時的臺灣新報由新生報接收後，才正式學習中文，並不能抽空寫作。再者戰爭末期臺灣文壇在皇民奉公會的授意下，竟然搞什麼振興「皇民文學」，筆者一忍再忍，終於憤而封筆，當時大部份的臺籍作家亦持同樣的態度，「文藝臺灣」終於無疾而終，日本戰敗投降後，由於時代與寫作環境的轉變，本省籍作家大都放棄寫作，成為一頁沉默的文學史，殊屬遺憾。
詩人都是多愁善感的，江山代有能人出，一個時代自有其特色，儘管西風東漸，中華文化的藩籬顯得搖搖欲墜，然而燦爛悠久的中華文化，自黃河流域「鄂爾多斯」黃土層間開花的青銅器文化，代代相傳，卓然可觀。回顧日據時期作家的苦悶掙扎與光復後的開放，不勝唏噓，四十餘年筆者在文化界奔波的心路歷程，如影歷歷，逼取便逝。
中國是個詩的民族，熱愛文學的偉大民族，筆者以為中國就像是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無數的支流匯成這條浩瀚無際的大河，想必其中自有日據時期本省籍作家的苦悶掙扎文學在焉，甚願全體文學工作者，在這個自由開放的寫作環境裏，擺脫一切心靈上的桎梏，珍視傳統，吸收歐美文學的精華，盛開燦爛的現代文學花朵。
──本文選自《寶刀集》（聯合報系出版）
留言列表
{{ article.title }}
私領域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