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熾昌,筆名水蔭萍、南潤,臺南市人,民前四年(一九○八)生。其作品以詩和小說為主,皆用日文創作。民國廿四年秋季,楊熾昌與張良典、李張瑞、林永修等人,合組「車詩社」,發行「風車詩刊」,從西方引進了「超現實主義」,建立新的文學理想。光復後任職新生報、公論報,現任臺南市文猷委員會委員。著有日文詩集:「熱帶魚」、「樹蘭」、「然之乙頰」等。小說:「薔薇的皮膚」、「貿易風」等。 



  即使回溯就像是一條曲折多愛的小溪,筆者仍願不厭其煩地唱下去。

  或許是尋「根」時代潮流的激盪,近來,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史逐漸引起注視,這些陰暗文化層面的揭露,實有助於年輕一代對這些苦悶作品的認識。本人忝為過來人,感受尤為深重,畢竟一般人對當時以日文從事寫作者幾乎忘懷,而他們作品的下場更是可想而知。猶記當年臺北帝大(即臺灣大學)教授矢野峯人、島田謹二、工藤好美、西田正一等人對文學活動的提倡不遺餘力,引進西歐文學的趨向,並介紹傑出作品的內容,對新文學的鼓舞頗具功勞,可是他們卻隨時隨地流露出殖民意識的優越感,對臺籍作家的貶斥也格外的強烈,所以當時的臺灣作家心中都有著共同的認識——日本是「看上不看下的」,只要大家提昇作品的可讀性,管教日人不服也得服,在互切互磋的勉勵下,下筆自然慎重,成就也是極其可觀。

  當時也可說是詩歌文學的鼎盛時期,各種派別的和歌、俳句之類的雜誌、同仁誌猶如雨後春筍,形成文壇的主流。其實和歌和俳句在日本也是眾說紛紛,有人詆之為「交際文學」,或有「第二藝術」之稱。記憶最深刻的是,一九四五年東北大學助教授桑原武夫在「世界」雜誌發表「第二藝術——有關現代俳句」一文,他指出俳句只是一種藝術的表現方式,經過三百年來,仍然墨守成規不變的封建精神,與現實的人生不能深入情緒的表現,尤其是採用詩的Paraqhrasis(同一文意之另一種文)之最非藝術樣式的手段來表現,可以說一種「餘技」,消遣的文字工具,冠以「藝術」稱之為「第二藝術」,以與其他區別。他對俳句的論調很激烈,擴大到文學,精神構造,教育的措施,否定短詩的論旨。

  如同晴天霹靂,此文果然引起了俳壇與歌壇的激烈反論,尤其是俳壇的健將山口誓子的反擊更具震撼力,其時以小田切秀雄的「歌的條件」臼井吉見的「告別短歌」表現反省的批判等多彩的論爭,可說已經有所突破,至若本省籍作家中,以澎湖籍的陳奇雲最為出色,他的「熱流」短歌集,在被日人獨佔的和歌壇大放異彩。

  詩壇是新詩的天下,此時的新詩已由苗而走向茁壯的階段,可是日警不肯放過任何帶有反帝思想的作品,每當發現有所不妥,均被查禁。當時的筆者氣憤填膺,為了民族文學的一線生樣,於是在南根(台南新根)學藝欄發表過一篇文章,旨在喚醒臺籍作家對政治意識的警覺,不要輕易墜入日人的圈套,表面上,日人對臺灣文學的提倡非常熱心,骨子裏卻在觀察臺籍作家的民族意識,相信每個人都是熱愛鄉土的,難免在不知不覺之中,把情感訴諸作品中,遂與日警以口實,連根拔除,民族命脈豈可經得起一拔再拔?在臺灣文學百花盛開的當時,筆者不客氣地向每一位文學工作人士提出質疑;發揚殖民地文學與政治意識的可行性,「新文學」的定義,目標,特色,表現技巧等等。當時的筆者認為,唯有為文學而文學,才能逃過日警的魔掌。最使筆者感慨的是,臺省同胞每每缺乏團結意識,雖然對於暴政具有同仇敵愾之心,可是流於相互排斥,臺灣俗諺說得好「臺灣人放尿混沙不溶合」,筆者以為地域觀念也是因素之一。自延平郡王開臺以來,經過清廷短期間「自生自滅」的統治,馬關條約後,忽然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臺省同胞可說沒有受過政治訓練,兼之心胸狹窄,眼睛裏容不得一拉沙子,每每相互猜忌,嫉忌排擠,只見短期間利害的結合,從無長遠的合作,遂予日警有機可乘。

  「臺灣文學」的分裂,其主因也是出於此,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要想取得意見一致,似乎是奢想,是故一個道地的文學工作者,必須有容納他人批評的雅量,純粹為文學而文學,團結力量,把箭頭指向日人才是。豈料窩裏反之後,一些意氣用事之徒便憤然離開「臺灣文學」另起爐灶,真是親者痛仇者快的憾事,殊不知真理愈辯愈旺,惟有不斷的切磋討論,才能破除成見,一致對外,其實當時的臺灣文學已經微露曙光,理應善加培養,不使民族文學的幼苗遭到傷害才是,然而——

  在舉目皆非的環境下,要想有所作為實非易事,處境之艱難實非局外人所能瞭解,其中尤以寫實文學為甚,以文字來正面表達抗日情緒,雖是民族意識的發揚,可是在日帝「治安維持法」,新聞紙法,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臨時取締法,不穩文書臨時取締法等等十餘法令之拘束下,又有誰能逃過日帝的掌力。筆者以為文學技巧的表現方法很多,與日人硬碰硬的正面對抗,只右更引發日人殘酷的犧牲而已,唯有以穩蔽意識的側面烘托,推敲文學的表現技巧,以其他角度的描繪方法,來透視現實社會,剖析其病態,分析人生,進而使讀者認識生活問題,應該可以稍避日人凶燄,將殖民文學以一種「隱喻」的方式寫出,相信必能開花結果,在中國文學史上據一席之地。由於當時環境的限制,非日文不足以為功(當然舊文學不在討論之列),也許有人大不以為然,其實文字只是一種表達思想的工具而已。

  我們大可不必計較其使用的語言,著名的幽默大師林語堂博士英文著作等身,連正牌的英文作家也自嘆弗如;而旅日臺籍作家陳舜臣,韓籍作家李恢成、張赫宙等均以日文寫作享譽東瀛。最近在黃武忠兄所著「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作家小傳」一書中,知道龍瑛宗兄已完成二十二萬言的鉅作「紅塵」,即將在日發表,甚感興奮,這位七十高齡的日文作家,自有其一貫的寫作風格,假使讓他改寫中文,無異煮鶴焚琴,扼殺生靈。

  有鑒於寫現實主義備受日帝的摧殘,筆者只有轉移陣地,引進超現實主義。Surrèalisme為一九二○年出現於法國的藝術流派,主旨恰與寫實主義背道而馳,將佛洛伊德發現的人類潛意識提昇到藝術上,以人類豐富的想像力,在潛意識的世界裏,以夢幻的感應與自由聯想,掙脫現實的桎梏,當時是一種新興藝術,尤其在繪畫界更有突出的發展。

  超現實主義亦有前衛派之稱,其中畫家如Giorgio de Chirico, Salvador Dali, pablo de Ruiz,無一不是古往今來的天柱,再如詩人Louis Aragon, GillaUme Apolliaire等,亦是佼佼者,他們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全篇充滿神秘的抒情氣氛,將人們的潛在意識,異常的幻覺與色彩,藉著飛躍的情緒,表現出人類的思想態度與人生的看法。

  筆者於一九三三年在臺南新報文藝欄發表「檳榔樹的音樂」,同時亦在「風車」詩刊上發表「詩的形態與詩格的手記」,「燃燒的頭髮」等一連串詩論,以上述諸篇做為現代詩的祭禮,旨在敘述世界詩壇的最新動向以及現代詩的革新之道,這是突破傳統的驚人之舉,猶如定時炸彈地給予臺灣文壇甚大的震撼力,當然也逃不過在臺日本作家的惡意攻訐,一時之間,似乎成為眾矢之的,可是箭在弦上,豈能不發,時代潮流的趨向又豈是泛泛之輩所能阻遏的,於是筆者再接再厲又在臺灣新聞的專欄「三行通信」發表「詩人的感覺」,對一些抱殘守缺之輩展開反擊,猶記當時對方砲火的焦點就是刊載於「風車」詩刊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的詩小說「花粉與口唇」(COnte),該篇完全是對「酒與女人」心理潛在意識的一種試探,著重於心理的變與唯美印象的結合,筆者深知此行艱難良多,然而就此罷手,豈能甘心,不幸的是,由於多方的限制,「風車」詩刊並不能打轉出任何新氣象,出刊三期便告夭折,實可痛心。

  筆者時常牢記一句文學界的名言「情懷」,所謂情懷,應該就是以知、情、意去觸摸世界的一種感覺,筆者認為無論是賦詩或寫小說都要對「情懷」的協調下苦功,然後溶入作品之中,寫來必是落落自高,不同凡響,假使一個文學工作者不能突破「情懷」的瓶頸,他的作品必是浮泛雜陳,不耐久看。同時對一篇作品的認識也自有不同的層次,「感覺的瞭解」,「形式上的瞭解」,再深入就是理解,由瞭解進入理解,就是「知」,設若只是停留於「瞭解」階段的話,萬物之靈的人類與猿猴又有何異呢?

  記得當時對寫實主義頗多桎梏,尤其新聞紙法每成濫用的利器,充份暴露了殖民地文化的無助與悲哀,這種嚴酷的界限,硬生生地把思想和理論的觸鬚全然斬絕,殊為可恨,猶記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內閣情報部派遣了為數可觀的作家到各戰地鼓吹戰爭,結果使這些作家對戰爭感到深惡痛絕,他們採取消極抵抗的方式,返國後只在各地演講或提出現地報告,敷衍了事一番而已,並沒有戰爭文學出現,大概只有火野葦平的「麥與士兵」,「士與士兵」,「花與士兵」這三數冊而已,戰後火野葦平由於對戰爭的憎恨,因而自殺以謝天下。  令人感歎的是:由於文學與社會的變質,任何一位作家想要表現對現貿的反抗與不滿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假使要在不抵觸法令下從事寫實主義的作品,便成為一種不着邊際的產品,與現實的生活意相去甚遠,這種扼殺心靈的樣板作品,使得理論與實際全然脫節,這種苦悶,這種掙扎,實非今天生活在自由天地的人們所能想像得到的。

  日本軍閥在戰爭中為了加緊控制毫灣同胞的思想,加速設定而推出「皇民文學」,起初,大家還以為只是說說而已,豈料後來連雜誌報紙等也逃不過皇民文學的魔掌,適與戰爭文學相互表裏,一意把文學作品當做戰爭的幫凶,記得日本作家石川達三(第一位芥川賞)曾經發表了一篇「生存的士兵」,雖然儘量侷促在法令允許範圍內的寫實主義作品,卻以違反新聞紙法被查禁,甚至起訴,判刑四個月,緩刑三年,以如此名作家在戰爭文學號召下出現的作品,竟然被冠上罪名,可見雖是描寫戰爭的作品,仍然不可逾越應有的限度,這種礙手礙腳的作法,實非文學界之福,試想日人已是如此,臺籍作家更不用講了。

  根據「日本文藝年鑑二六○三年版」記載,太平洋戰爭期間,派遣在戰地活動的日本作家達到五十三名,可是,治安維持法,言論出版法等等法令掣肘,使得這些戰地作家,噤若寒蟬,甚至昧著良心,儘出一些逢迎當局的官樣文章,由日本政府這些專門對付批評時政文章的嚴苛法令,我們不難想像「亂世文章不值錢」的道理,這是軍國政體下的可悲現象,身為殖民地的臺籍作家的慘狀該是可想而知。

  臺灣光復迄今,中國文學的成就一日千里,其中,現代文學的成績已經駕凌過去,誠屬難得,尤其一些後起之秀的傑出表現,更足以讓人察覺到現代文學的光明遠景。想想今天的筆者已成文學界的一個逃兵,除了默默祝福外,幾乎幫不上任何忙,說來慚愧,對於現代文學的動向可說一無所知。至於筆者的中文乃是半路出家,完全缺乏一貫化的學習歷程,是光復後才惡性補習的,光復後當時的臺灣新報由新生報接收後,才正式學習中文,並不能抽空寫作。再者戰爭末期臺灣文壇在皇民奉公會的授意下,竟然搞什麼振興「皇民文學」,筆者一忍再忍,終於憤而封筆,當時大部份的臺籍作家亦持同樣的態度,「文藝臺灣」終於無疾而終,日本戰敗投降後,由於時代與寫作環境的轉變,本省籍作家大都放棄寫作,成為一頁沉默的文學史,殊屬遺憾。

  詩人都是多愁善感的,江山代有能人出,一個時代自有其特色,儘管西風東漸,中華文化的藩籬顯得搖搖欲墜,然而燦爛悠久的中華文化,自黃河流域「鄂爾多斯」黃土層間開花的青銅器文化,代代相傳,卓然可觀。回顧日據時期作家的苦悶掙扎與光復後的開放,不勝唏噓,四十餘年筆者在文化界奔波的心路歷程,如影歷歷,逼取便逝。

  中國是個詩的民族,熱愛文學的偉大民族,筆者以為中國就像是一條源遠流長的大河,無數的支流匯成這條浩瀚無際的大河,想必其中自有日據時期本省籍作家的苦悶掙扎文學在焉,甚願全體文學工作者,在這個自由開放的寫作環境裏,擺脫一切心靈上的桎梏,珍視傳統,吸收歐美文學的精華,盛開燦爛的現代文學花朵。


 
  ──本文選自《寶刀集》(聯合報系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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