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 酒 館

　　賴氏原為舊詩人，加入文化協會後，因積極投入抵抗運動化身的文化鬥爭及思想啟蒙運動，改寫新體詩和小說。一九二五年開始，陸續以白話文發表隨筆、新詩和小說，成為號稱日治時代「台灣人喉舌」的《台灣民報》上的骨幹作家。賴和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初期，不僅是最有力的實踐者，也是運動價值觀的主導者，他把新文學定位為，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人民，抵抗壓迫，文化鬥爭的手段和台灣人民思想的啟蒙運動。因此，像他發表的第一首白話詩 ── 〈覺悟下的犧牲 ── 寄二林事件戰友〉，就是在聲援二林蔗農組合受難的蔗組幹部及蔗農。他們為了抵抗製糖會社的蠻橫態度，遭到警察的凌辱毒打。賴和認為他們這些「弱者的鬥士們」提供的犧牲是經過「覺悟的」，難能而光榮。

　　賴和的詩、文，都建築在為了抵抗強橫無理的凌辱、壓迫、剝削的動機上，站在人民的立場發言，雖然他自己長期都在統治者的監視壓力下過日子，又曾兩度被捕入獄，但賴和的文學既不站在自己的階級為自己的利益說話，也不記自己的事，明顯地看出他把文學創作的意義，定位在社會運動。他的小說人物都以一般平民為主，寫農民、菜販、婦女，批判、譴責的矛頭，則指向警察、士紳、官吏。平民受到後者經濟的壓榨、剝削，人格的摧殘、凌辱，政治的迫害，雖然都是他同時代或比他晚進的作家作品中常見的題材，反映了日治時代台灣人民被殖民統治下衍生的共同遭遇。但作為台灣新文學運動領航者的賴和，卻是開風氣之先，領導文學加入抵抗運動，為建立抵抗文學身先眾人，而且具有別人不及的抵抗勇氣和強度。

　　譬如小說〈一桿秤仔〉，描寫初做生意的菜販，被習慣欺壓良民的巡查無理刁難、凌辱，作者暗示了菜販最後以捨命和惡警一拚的決絕。這樣高強度沒有妥協的抵抗，在賴和的作品中，不是偶然的特例，而是一種信仰，一種他所信奉的文學創作的目的。一九三○年十月，慘絕人寰的「霧社事件」發生時，賴和作〈南國哀歌〉一詩，揭發統治者以毒瓦斯、機關鎗、爆裂彈、飛機等先進戰爭武器屠殺霧社原住民，痛斥日警把我們的婦女當消遣品，任意蹂躪，凶惡地虐待我們的兒童，像牛馬般壓榨我們的勞力，大聲怒責統治者略過這些導至事件發生的原因，不去反省，反而用戰爭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詩裡還高呼：兄弟們／憑一身／憑雙腕／和他們一拼。他的文學裡，那種「理直氣壯」的抵抗意識，不僅是構成他的文學最重要的質素，更是整個台灣新文學的主體精神所在。

　　賴和的文學，可以用彈無虛發來形容，幾乎篇篇都指向議題嚴肅，需要以生死為賭注的重大抉擇。被「退職官拂下無斷開墾地」事件，奪走冒險辛苦開墾的河川地的農民，猶如墜落萬仞罪惡之淵，「如屠場之羊、砧上之魚，絕望地任人屠殺割烹」在〈流離曲〉一詩中，賴和就是用「生乎？死乎？」刻劃這些被突然奪走田園生計的墾民的心情。隨時不惜一戰、不怕一死的精神，應該是賴和在細心診斷了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形成的病症，所開出的精神藥方。〈一桿秤仔〉裡的「秦得參」固然把自己當了肉身炸彈，和凌辱的巡查同歸於盡，但霧社的原住民，不抵抗就要滅族的命運，抵抗卻保存了一線生機；〈惹事〉裡的年輕人，孤注一擲的結果，還是得到些許的勝利。抵抗，需要建築在犧牲的決心上，抵抗卻不等於無謂的犧牲，賴和的文學，可以說是建立在這樣的抵抗哲學基礎上。

　　賴和可以說是日治時代，典型的，壓力下誕生的知識份子，他參與的社會運動或文化運動，都是重重綿密的壓力下存在的團體，賴和又是之中投入最多、最熱心的一員。他在這些運動中，特別是參加新文化運動的自覺 ── 也就是他的詩、文中一再提到的「覺悟」，猶如他一生行動中不可少的一盞照明燈。賴和文學中清醒、自覺的力量，使他的文學不至於盲無目標，文學清楚地就是為社會、文化運動效力，捨此，文學存在便無意義。這很像就是整個日治時代新文學運動的意義。賴和所以被人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領導者，就是因為他的文學觀豎立了台灣新文學運動最主要的精神標竿。

　　作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拓荒時期的領導者，賴和在走進新文學之前，和他的晚年，大約寫了一千首的漢詩，他的白話文小說和新詩，也留下了追求以台灣話文寫作理想的痕跡，但語言不是賴和領導台灣新文學的重點，他自己說的「我生不幸為俘囚」的身世慨嘆，以及「勇士當為義鬥爭」的理想，才是台灣新文學裡賴和精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