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 酒 館

  柏楊封筆，後人如何起筆

由於角度和立場的不同，同一段歷史，常常會被不同的人解讀成完全不同的樣子。但這裏面還是有一條底線，那就是：你不能把這個小姑娘的腳硬裹成三寸金蓮，以滿足某些人的變態愛好。可我們現在一些歷史正劇的編劇，卻似乎很有著些食痂癖好。


最近，86歲的柏楊宣佈封筆。柏楊最後發表一文的結尾是：“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南方報業網》10月14日）

我看著這話，感慨良多。作為一個大陸人，無端地生出些羞愧來。柏楊晚年致力於把《資治通鑒》翻譯成白話。老實說，從專業的角度看，那並不是一本特別出色的書。但是作為一本普及性的歷史讀本，還是有著其價值的——尤其是在對比了我們這些年在普及歷史知識上所做的工作以後。

我並非什麼專家，但自信還可忝居歷史愛好者之列吧。正說的歷史大劇一般都會看看，可這幾年來，看電視上熱播的那些歷史正劇，卻屢屢有嘔血三升的感覺。

哲人有言：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話的確有著幾分道理，由於角度和立場的不同，同一段歷史，常常會被不同的人解讀成完全不同的樣子。而且你也很難說誰就一定對，誰就一定不對。但這裏面還是有一條底線，那就是：你不能把這個小姑娘的腳硬裹成三寸金蓮，以滿足某些人的變態愛好。可我們現在一些歷史正劇的編劇，卻似乎很有著些食痂癖好。

不拿最近的那個《傳奇皇帝朱元璋》來舉例，那太不入流了；也不拿那個宣傳“世上萬苦皇帝最苦”的《雍正皇朝》來舉例，那遠了一點；就拿最近又在本城某一電視臺重播的《漢武大帝》來說事吧。

電視劇一開場，就是司馬遷在劉徹面前誠惶誠恐，高呼：“萬歲聖明！明見萬里！臣就是只小蚊子，鼠目寸光……”有網友很困惑：這就是我們的太史公麼？那個倔強高貴的太史公麼？歷史上有沒有過這一場見面已不可考了，史料中也的確記載司馬遷有過類似的話。但是，那是官樣文章呢？還是真心話呢？相信略略讀過《史記》和《報任安書》的人都會明白。我們的編劇大人就真的不明白麼？

特別值得人們玩味的是，上世紀80年代，也拍過一部《漢武帝》的正劇，裏面也用了這場見面作開場戲。可裏面是劉徹對司馬遷說：“你，是天下唯一一個不曾從精神上臣服於朕的人。但是，朕因此敬佩你！”為什麼在上個世紀，是一個社會的權威向一個社會的良心表達敬意，到了新世紀，卻讓一個社會的良心匍匐在一個社會的權威面前叩頭如搗蒜呢？

劇中還有一個有趣的人物改編：郭解。郭解之死，在歷史上是明顯的枉法裁決。但是，家貧、俠名滿天下的郭解，在劇中卻被描繪成了一惡霸大地主，與大貪官田羛、陰謀家淮南王勾結，最後試圖刺殺漢武帝，被劇中最正面的人物、皇帝的好臣僕衛青所誅。可在歷史上，正是這位一代名將衛青曾為郭解仗義執言。

作為一個有能力以武犯禁的俠者，郭解這類人物的存在，的確表明了有一股獨立於皇權之外的民間力量存在著。漢武帝看了不順眼，要找個由頭把他殺掉，以“獨裁者的理性”而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你是要從漢武帝的立場上寫這部戲，只需如此為劉徹辯解一下也就可以了。何至於要篡改歷史呢？

謳歌明君威權，抹殺獨立人格，似乎成了我們某些編劇的特別喜好。

記得香港《電影雙週刊》的主編羅維明說過這麼幾句有意思的話，大意是大陸拍的是歷史劇，我們拍的是古裝劇，我們做不到他們那樣，一瓢一碗都依樣仿造，我們拍皇帝出巡，也不過是十幾二十人的場面……因為歸根結底，歷史是他們搞的，不是我們搞的。這話說得老實、謙卑。但是細品下去，是不是也含著一種諷喻的味道呢？

多年來，對於港臺產的戲說劇，我雖然常常不以為然，卻也不敢生出鄙視之心。而今天，面對垂垂老矣的柏楊依然發出這樣金石擲地的聲音，我更是心生羞愧之情。當然，我也知道，更應該在柏楊面前感到羞愧的，並不是我。

專訪柏楊：我滿身都是傷  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難

◎本報記者：師 欣


86歲的柏楊(blog)宣佈封筆。他最後的作品是為即將在大陸出版的《柏楊曰》作的序，在序的結尾，他說“不為君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廉頗老矣，風骨依稀。

他的話語曾經犀利如刀，《醜陋的中國人》使他成了一個時代的符號，讓中華人(柏楊語)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得以充分發酵。

不過，電話一邊傳來的聲音終於垂垂老矣。今日的柏楊久臥病榻，常昏睡整日方能清醒，但他口中說的依然是反思，只是比起20年前的痛快淋漓、劍拔弩張，已平和了許多。

2006年9月中，柏楊授權《南方週末》進行封山採訪，當是對大陸讀者的一個交待，也算是告別。


遊擊戰士


“我滿身都是傷，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難。舔傷也不是都能舔到的，但，我還要飛。”

——柏楊

“政治文化糾纏在一起的人物”——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柏楊雜文系列的主編陳曉明這樣總結柏楊。“他早年投身政治，效忠過蔣介石，後來又在蔣經國手下”，即便批判世俗社會，卻也沒有使用傳統表達訴求的政治語言，而多是從人文角度，站在邊緣。

採訪中，他的夫人張香華曾反復強調：“柏楊沒有政治立場，他從來沒有表達過——我支持什麼？他不會再加入國民黨，也不會加入民進黨。他屬於遊擊隊，對寫作能賣錢營生已經很滿意了。”

但柏楊的“遊擊”，要到去臺灣以後才日漸顯眼，而他與政治的瓜葛卻還未結束——他高中未畢業就進入武漢“戰幹團”(國民政府為阻截奔向陝北的青年潮所設立的收容機構)，在此加入國民黨，第一次見蔣介石，興奮得甚至“忘記舉槍”；其後，顧不上媒妁之約的妻子，來到重慶國民黨培養幹部的基地受訓；在重慶他結識了第二位妻子，並有了孩子；但他未多享家庭溫暖，就輾轉去了東北，最後跟著國民黨敗退的路線一路到了臺灣……

對這些，柏楊都有解釋，比如投考戰幹團，是為了逃避繼母毒手，也是逃避沒有初中文憑卻“混”入高中的尷尬；至於初見蔣介石的失態，則是因為想著可以對鄉親誇口說見過領袖；到重慶是因為時局大亂；而他對最終去臺灣的說明最堂皇——“他們要把一切交給黨安排。奇怪，自己的一切為什麼要交給黨？自由是我的文化，生命的情調”。

但初到臺灣，他的自由還局限于老友聶華苓記憶中的靈光一現、嬉笑怒駡。他對社會反思的表達隱晦得多，多是些反映生活艱辛、理想失敗、愛情幻滅的小說。

這樣的表現，與他身在救國團，任“中國青年寫作會的總幹事”的身份頗有差異。救國團是蔣經國創立，柏楊當然是太子門下。所以，雖能遠遠欣賞，聶華苓其時對柏楊也還有自然的“畏懼”。

救國團差事，對柏楊來說最重要的或許是讓他終於告別了多年的疾苦——1948年，餓得發昏的柏楊曾在街頭大罵自己“無能”。只是為了追求第四任妻子倪明華，柏楊才放棄了工作和原先的家庭，為養家糊口，以“柏楊”之名進行雜文創作。

寫雜文那些年，他生活安定，家庭美滿，女兒佳佳的出生又平增親情慰藉。而他的雜文也漸露鋒芒，針砭時弊，並擁有了相當數量的讀者。不過，他卻在不經意間被政治撞了一下，而且這一撞突然且致命。

為貼補家用，柏楊兼職給《中華日報》家庭版翻譯“大力水手”漫畫。有一個主題是父子二人流浪到一個小島，競選總統，發表演說。其中“Fellows”一詞，被柏楊幽默地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這個說法其實常見於蔣介石發言中對民眾的稱呼，在那個年代，總會惹人聯想。1968年3月7日，他終於被冠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而入獄，稍後又追加了“共党間諜”的罪名。

不過，直至判決之前，柏楊依然心存希望。“開始，我以為只是一場誤會，他們可能做事太積極、抓錯了人。”他更沒有想到會因言獲罪。當時，他曾告訴倪明華：“蔣主任(即蔣經國)是熱情忠厚之人，是非必明。” 然而，柏楊的幻想終於逐步幻滅了。最悲慘的時候，他甚至嘗試了自誣、悔過、接受誘供。前前後後，他在監獄總共度過了9年26天。

柏楊表示，“入獄那天我真是跟國民黨劃清界限，絕望了。”然而，他對社會的抨擊卻是經歷了獄中的煎熬之後才真正猛烈起來。從自由人走入監獄，再從監獄獲得自由後，柏楊對政治、人性等有了豐富的參透和領悟。

出獄後，人生再一次歸零的柏楊身上的“政治”色彩也逐漸濃厚起來，他鋒芒畢現，甚至就兩岸關係、民主、自由等政治問題發表評論。他也一再強調：“我本身沒有絲毫政治欲望，只希望在文化上作一點貢獻，可是，政治牢使我感染上政治氣氛，有時被問到政治問題，我就據實回答。”


老天真


醜陋的中國人，其實就是一句話，這是一種態度和宣言，被柏楊喊出來。——陳曉明

柏楊最後出版的一本書叫《天真是一種動力》。這份對“天真”的認知來自被關押的記憶。

“在軍法處看守所被羈押的日子，監獄外面就是農田，常聽到種田的老農們指指點點向別人介紹說：‘裏面關的都是老天真，他們夢想什麼民主！’”

柏楊老友、臺灣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對此深有體會，“我們常常抱怨社會混亂，柏老卻能永葆信心。因為他從歷史角度看待問題，有時候比我們年輕人還樂觀。”

從小說到雜文而入史，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以十年為單元，切割了他不同的創作階段，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十年歷史，柏楊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國民性的反思也變得逐漸深刻起來。

柏楊覺得自己的小說與雜文有同等的成績。他的小說常寫生活艱辛，希望讀者讀了去想，“主角為什麼會這麼受苦”。但讀者的反應往往只是覺得難過，這讓柏楊覺得很受傷。

本是詩人的柏楊夫人張香華直言，“柏楊不適合寫小說”。在她看來，柏楊的張力，批判精神更多還是通過雜文來體現。

牢獄，讓柏楊的天真有了大爆發。一本《醜陋的中國人》讓大陸的讀者一下知道了柏楊。“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三個中國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蟲”；“我們的民主是‘以示民主’”；“窩裏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些振聾發聵的聲音，當年都被稱作思想的酵母。“他是一個鬥士型人物，語言帶有挑戰性和攻擊性。”同心出版社的謝璽璋強調對柏楊認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溝通——所謂壯懷激烈的情感。

這種觀念的成型當然不是一蹴而就。“我走出了最初女人和婚姻等風花雪月的題材，走進眼睛看得到的社會和政治的底部，最後，再走進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我把它譬作‘醬缸’，但一開始並沒有想到，這個醬缸竟有那麼大的腐蝕力。

時代變了，謝璽璋多年後重讀又有了新的感悟：“柏楊給我的感覺很難擺脫那個時代，那個反對獨裁大體制下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他過度誇張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角度過於絕對。”

柏楊還以另外的方式對文化、傳統進行反思和回答——那就是歷史和人權教育。

入獄是一個轉捩點，單調的牢獄生活，使柏楊不再有豐富的訊息加以指點評論，能看到的報紙有限，但是史書是一個例外。

在牢房裏，柏楊每天背靠牆壁坐在地上，在狹小天地裏開始抒寫“小民的歷史”。這期間，他高產完成了《中國人史綱》、《中國歷史年表》等四本著作。

很多人都認為柏楊轉向歷史研究，是不得已的選擇，柏楊卻不同意。“我逐漸發現中國的歷史太久，文化綿延太久，一切的病態，一切的陰暗面，現代人固然要負責，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應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檢討。所以我改研究歷史，從歷史中去探討我們的根，哪些是優秀的，哪些不是優秀的。”

猶如醫生指出病症，柏楊也在多年思考後得出了藥方，“我曾認為中國文化是一個沉澱、腐化力極強的醬缸……現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發現中國文化的基因裏，一開始就缺少人權思想，從沒有人權素養。”

“要改變中華民族的氣質，絕不能仰仗‘大人物’動手，應先由‘小人民’做起。”顯然，對於柏楊來說，如果中國人不能養成人權素養，那就還是有醜陋之處的。(南方週末) 



（資訊來源： 中國青年報(北京) 2006-10-17）